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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毫无疑问，在实践的理解中包含着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真谛，正是以人的实践为基础或者根基，正是因为突出了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即实践的意义，马克思才确立了以“改变世界”
为己任的社会历史理论。
显而易见，也正是关于人的实践的这种深刻的理解，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坚实基础。
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划定为关于文化的实践论理解，或者称之为实践论的文化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的实践理论为他们的文化理论创新至少提供了三方面的重要理论依据和基础。
1.以实践为根基，扎实地确立了文化理解的人本学基础或生存论内涵
可以说，虽然各种文化理论都以不同方式说明文化与人的存在的关联，只有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以实践为根基，真正深刻地揭示了文化与人的存在的内在关联，把文化理解为人的本质规定性。
当我们断言马克思的学说在人类思想史上实现了一场哲学革命或者社会历史理论变革，首要的一点要归结为它以实践为根基深刻揭示了人的本质规定。
从古希腊那里开始，“认识你自己”
就成为哲人苦苦思索的“斯芬克斯之谜”
。
然而，在人类思想史上，受人的存在状态和发展程度的限制，不同的哲学家或思想家往往把人的本质归结为某一给定的特征，他们或是把人的本质归结为人区别于其他动物和自然存在物的某一突出特征，如理性、意志、直觉、符号、本能等；或是把人的本质归结为人的存在方式或活动方式的某一方面，如政治、经济、自然活动、制造工具等。
这里始终没有揭示出人从总体上如何区别于其他一切存在物，即没有揭示出人的存在的总体性的本质结构。
而马克思对哲学所作的最深刻的变革在于从人的实践活动本身来确定人的本质和历史的内涵，把人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
，即对象化的实践视作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
他指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
[42]。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种超越性的、开放性的、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不仅是人的存在的本质特征，而且是人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的现实基础，他指出，“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
[43]。
这样一来，马克思恩格斯所理解的实践就不仅仅是一种具体的物质活动或者认识的来源，而是人的基本的生存方式或生存结构。
它从总体上，即基本的存在方式上把人和其他动物区分开来。
在这种意义上，实践和文化就具有不可分割的本质联系。
当我们断言“人是实践的存在”
时，也就是说“人是文化的存在”
。
具体说来，人的实践活动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动物的活动，之所以不是动物式的本能性自然活动或单纯的物质运动，就在于人的实践是一种“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
，是一种能够超越自然的规定性，创造外在对象和人自身的活动。
而实践之所以是这样一种活动，就在于实践不仅包含着体现物质活动特性的生产层面，而且包含着体现精神活动和价值活动的符号层面。
所以，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用这样的语言来阐述人的类本质和对象化特征，他指出：“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他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做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这只是同一种事物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身当做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因为人把自身当做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
[44]显而易见，按照这种理解，文化和实践就不是外在的关系，而是本质上相互关联的或者内在包含的关系。
一方面，文化不是实践之外的某种特征，而就是实践的内在的规定性；另一方面，如果实践不内在地包含着文化和价值的规定性，人就不会超越其他动物的本能性自然活动，人的实践也就不会是具有普遍的和自由的特征的类本质活动。
因此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实践的深刻理解为关于文化的理解奠定了坚实的人本学基础，而关于文化的阐发又反过来进一步丰富了他们关于实践的理解。
2.以实践为根基，准确地揭示了文化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虽然近现代的一些文化理论也试图揭示文化与历史内涵的关联，以及文明形态演变与历史发展的关联，然而，只有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从根本上把握了文化和历史的本质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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