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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后来他进一步发挥，把这一思想表述为：当时的俄国在各方面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它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
[92]。
如果说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马克思出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考虑，还肯定“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
[93]，因而还可以理解资产阶级为了取得一点社会进步必定会使“个人和整个民族遭受流血与污秽、蒙受苦难与屈辱”
[94]的话，那么现在，当“资本主义生产向一切人（除了因自身利益而瞎了眼的人）表明了它的纯粹的暂时性”
，当“欧洲和美洲的一些资本主义生产最发达的民族，正力求打碎它的枷锁”
[95]的时候，马克思认为没有必要将革命胜利后的俄国重新推入资本主义火坑。
在他看来，东方各国一直保持着以农村公社、土地公有和专制国家为特征的三位一体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可以走独特的历史发展道路。
一旦人民通过革命而掌握了国家政权，跳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是顺理成章的。
这个观点，一方面体现了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道路多样性的探寻，另一方面，也是马克思的革命学说深刻的人道主义文化精神的体现。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看到，马克思集中研究了历史发展特殊道路的问题，在对农村公社科学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生产力发展的多样形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多样结合方式。
这一理论变革的意义是对人的能动实践、创造精神和以人为本思想作了更准确的定位。
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马克思晚年的研究不仅仅是以唯物史观来说明原始社会和非西欧社会，其目的在于建立完整的世界历史发展线索，进一步补充完善唯物史观，防止唯物史观走向经济决定论。
他强调社会交往的独立性，其根本目的是社会历史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的全面发展问题，把文化纳入历史进步的内涵之中。
纵观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观逻辑和发展线索，可以看出，“对人及人的解放与发展的关注是马克思文化哲学思考的中心问题。
以此为基点，马克思通过自然—个体—社会这条线索，将人的研究系统地体现于唯物史观当中”
[96]。
通过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历史发展道路多样性的阐释，以及对历史发展动力的探索，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历史进步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生产力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决定性因素，但它并不是唯一的因素。
作为标志着人的全面发展程度的文化正在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文化已经渗透到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革的各个环节，成为推动历史进步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文化则是赋予历史发展多样性和创造性最有张力的重要因素。
在一定意义上说，文化既是历史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同时也是历史进步的重要标志。
综上所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化的理解是人类社会历史理论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
他们以人类社会结构和人类历史发展为基础来把握文化的地位和作用，依据人的实践活动的对象化规定来把握文化的本质，从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来确定文化进步的方向和价值追求，从而把人的自由、文化进步和社会发展三者有机统一起来。
这样的文化理解极大丰富了人类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理论，鲜明地凸显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历史理论的批判精神和实践旨趣。
正如马克思所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97]。
这样一种植根于人的实践活动，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旨归的文化理论，具有一种强烈的人道主义现实关怀。
它会在每一时代关注人的生存境遇和命运，批判一切束缚人、压迫人、统治人的物化结构和异化力量，并通过新文化的建设来实现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
因此，进入20世纪，当人类遭遇全方位的文化焦虑、文化冲突和文化危机，迫切需要人类社会作出变革和创新的时候，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文化理论通过深刻批判理性文化危机，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多维度地展示出了自己的实践特质，显示出了强大的文化批判力量和文化创造力量。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219—2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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