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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曾经指出，“有两个自发产生的事实，支配着一切或者说几乎一切民族的原始历史：民族按亲属关系的划分和土地公有制”
[87]。
也就是说，由历史上依次演变的家庭和婚姻形式所产生的血缘亲属关系和由土地公有制所体现的社会生产关系，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历史中的两种极其重要的因素。
社会生产关系固然是决定性的，但血缘亲属关系在一定历史时代对社会制度也同样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晚年马克思文化历史观的变革突出表现在社会形态发展模式上，他在深刻全面地阐述社会基本矛盾原理的基础上，论证了社会历史跳跃式发展的可能性，创立了历史多线论，在宏观上拓展了社会形态发展模式理论。
前面我们论述过，早期马克思接受了摩尔根的一个观点，即认为文化是单线发展的，所有不同的文化可以在发展的道路上顺序排列，任何高级文化经历的阶段，低级文化必然要重复。
马克思在自己的笔记中也忠实地摘录了摩尔根的表述。
因此，马克思早期关于文化的态度是，力图找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如何是某种普遍规律的例证。
他的基本立场可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当中显现出来：“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
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
[88]包括《资本论》在内，马克思也是力求论证的是一门实证的历史科学，在他那里，诸如神话、宗教、道德等关于意识的内容就没有涉及。
但是，早在马克思着重关注、寻找以西欧为代表的人类历史发展主线时，他也发现了与此迥然不同的东方社会特殊的历史发展模式，这就是亚细亚生产方式。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东方各国的历史一直与西方历史不同，走着独特的历史发展道路。
马克思晚年的东方社会理论主要体现在《人类学笔记》和给俄国女革命家维·伊·查苏利奇的三封回信。
19世纪70年代，马克思阅读了毛勒、哈克斯特豪森的著作，阅读了马·柯瓦列夫斯基的《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梅恩的《古代法制史讲演录》、拉伯克的《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菲尔的《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这五本书并作了笔记。
马克思通过大量的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成果，对农村公社的特点及其解体、家庭及其发展形式、“非资本主义国家”
的发展道路、氏族的起源及其本质等进行了科学阐述，弥补了在此之前唯物史观在史前社会研究方面的不足。
他认为不应以西方社会和西方文化的发展道路作为唯一标准去认识世界和其他类型的社会和文化发展。
他坚持认为各民族社会、文化发展是多样性的统一，要根据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首先，马克思深化了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途径多样性的认识。
在《科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中，马克思反对科瓦列夫斯基用西欧的封建化模式去衡量印度古代社会，认为应该具体分析印度当时的土地公有制和与此相适应的东方专制主义特殊性。
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马克思明确地表达了从原始公社模式的多样性到文明模式的多样性思想。
他说：“并不是所有的原始公社都是按照同一形式建立起来的。
相反，从整体上看，它们是一系列社会组织，这些组织的类型、生存的年代彼此都不相同，标志着依次进化的各个阶段。”
[89]通过这个论述，马克思说明了人类历史文化发展是多元的，文明模式也是多元的。
在对摩尔根的研究中，马克思认同摩尔根对氏族起源和本质的界定，证明了氏族社会是建立在血缘亲属关系之上的社会。
他认识到，在从原始社会不论是向政治社会还是向市民社会的过渡中，氏族都起着中心的作用。
因此，血缘、地缘等文化因素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支配着人类历史演进过程，马克思通过这个研究对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认识有了进一步升华。
如何通过原始社会历史发展的多样性来总结概括从原始的公有制发展的历史必然性，是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其次，跳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是马克思晚年文化理论重大而又辉煌的成就。
马克思在给俄国《祖国纪事》杂志编辑的信中首次提出俄国可以避免“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
[90]，同时声称，若是把他在《资本论》中“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我要请他原谅。
（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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