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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女性从事家务劳动和生产却得不到工资，这些家务劳动便是妇女受压迫的经济根源。
由此，家庭就是女性受压迫和剥削的场所。
后期的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关系、意识形态与文化方面入手对父权制进行了批判。
以海蒂·哈特曼为代表的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不满足于将女性权力的边缘化根源诉诸单一的经济因素，而是将资本主义制度与父权制结合起来予以批判性考察。
哈特曼认为，父权制作为一种明显不平等的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相结合实现了男性对女性的性别控制。
“父权制的物质基础不仅建立在家庭要养育孩子这件事上，而且建立在能够使男性控制女性劳动的所有社会结构上。”
[55]因此，如果说资本主义使女性在劳动市场边缘化，那么父权制通过男性对女性劳动的控制、现代婚姻制度等手段，使女性不仅在婚姻和家庭中承担繁重的劳动和责任，而且在整个社会中的劣势和次要性的地位进一步被强化。
朱丽叶·米切尔更注重将对父权制的批判与意识形态批判结合起来。
她指出，女性受歧视和压迫不仅表现在经济和社会关系方面，文化意识形态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父权制社会的经济和社会组织形式发生了变化，女性的附属性地位更多地是由意识形态层面的因素决定的。
例如，俄狄浦斯情结对女性的影响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将一种观念和内涵植入女性的意识，对女性形成一种精神上的束缚。
因此，米切尔认为，女性的反抗和最终的解放途径也必须用一种“文化革命”
的形式完成。
应该说，从米切尔开始，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开始了一种明确的文化转向，包括性、语言、符号等概念都成为体现性别控制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对“女性”
这一概念的语言学分析以及对有色人种女性之间差异性的研究，都成为回答女性边缘化、从属性命运的切入点。
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从宏大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逐渐转向了关涉边缘权力、性别差异的微观政治学批判。
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为自然环境的边缘权力代言一样，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目标是希望通过社会变革使女性摆脱边缘化和从属性的地位，在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中与男性享有平等的权力和地位并获得真正的解放。
因此，对边缘权力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与现实问题结合的产物，是在当代文化政治批判领域的具体应用。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现了马克思思想中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根本主张，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诉求与马克思实现人的自由平等和全人类解放的理想也是根本一致的。
不仅如此，他们在批判中强调和重视他者视角和边缘权力的反抗潜能，也体现了20世纪后期新马克思主义对微观权力双重意义的理解。
三、对世界霸权体系的批判
面对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发展中国家如何在高度制度化和组织性的过程中抵制发达国家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输出与钳控，反抗文化帝国主义、文化霸权和“殖民化”
命运成为20世纪70年代后期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研究主题之一。
1.后殖民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帝国主义批判理论
20世纪中叶以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文化围剿和意识形态输出等方式对殖民地实行新型的掠夺和控制，众多新马克思主义者借鉴并吸取了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经济殖民政策的思想，对现行的世界秩序展开了文化和政治批判，形成了一种后殖民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潮。
与女权主义的理论实践具有某种复杂的相近性，后殖民主义马克思主义从一种纯文学研究逐渐发展为对西方叙事方式、种族阶级差异、文化身份认同等文化殖民主义、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全方位批判。
首先，从文化殖民的角度对帝国主义的话语霸权展开批判。
后殖民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以英国文学为代表的西方文学通过英语语言、叙事方式、象征与隐喻等技巧将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灌输到全世界，剥夺了其他地区的话语权力，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话语控制。
这些文学文本将某种特定文化和价值宣扬为带有普遍性的真理，助长了主导话语的中心性。
赛义德（又译萨义德）以多部西方小说和电影为例，分析了其中的帝国主义特征，指出它们从不同角度证明了“帝国主义具有代表它所统治一切发言的力量”
[56]。
话语的霸权不仅对殖民地造成了文化的控制，甚至成为残忍迫害的手段。
英国在印度推行的法律知识中宣扬寡妇殉葬的观念，用一种话语的暴力制造了对女性的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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