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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皮瓦克在《三个女性文本和一种帝国主义批评》一文中指出：“阅读19世纪的英国文学，不可能不想起曾经被看作英国的社会传教团的帝国主义，是代表英国人的英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本身就是帝国主义事业持续胜利的明证，它被移植或扩散为一些更为现代的形式。”
[57]正是通过这些本文的话语霸权，西方国家在自己与殖民地的关系问题上强行宣传一种文明与野蛮、进步与落后、拯救与被拯救的意识形态，建立了文化帝国主义的话语霸权体系。
其次，从文化身份角度对被殖民的“他者”
地位进行分析。
“他者”
问题一直是后殖民主义马克思主义十分关注的文化主题之一，它体现了西方帝国主义在文化霸权建构过程中的不平等和偏见原则。
赛义德指出，以欧美为中心的帝国主义文化的主要特征就是将东方世界和东方文化视为“他者”
：“在五百年来欧洲人和‘其他人’之间的有规律的交流中，一个几乎没有一点改变的观念就是，有一个‘我们’和‘他们’，两个方面都是固定、清晰、无懈可击地不言自明的。”
[58]因此，对身份的这种意识形态化的理解就造成了西方文化的霸权地位和优越感。
霍米·巴巴也指出，西方世界以进步的名义实行一种自我和他者的区分，这种划分本身就体现了帝国主义排他性、排外性的意识形态本质。
这种“他者”
的身份不仅仅是宏观上的东方社会或殖民地地区，更体现在微观的种族和性别划分上。
法侬在《黑皮肤，白面具》中指出，在被殖民地区，黑人相对于白人的“他者”
身份尤为明显。
两者之间令人不安的距离和差距并不是来自于种族的差异，而是白人在黑人身上人为地镌刻上了“他者”
的印记。
斯皮瓦克更是站在女权主义立场上批判了造成女性“他者”
身份的根源：来自于西方殖民和男性主导的双重因素。
因此，在殖民生产的语境下，女性和其他的“他者”
便沦为了没有话语权的“属下”
阶层。
最后，从文化革命的角度提出构建一种民族文化的主张。
除了通过彰显话语权力的政治文化反抗之外，后殖民主义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一种民族文化复兴的革命战略，法侬是这一理论最突出的代表。
法侬所倡导的民族文化并不是狭隘意义上的、某一个特定民族或国家的文化，而是恢复殖民地地区被殖民以前的本土文化。
由于被西方文化帝国主义宣扬的意识形态所蒙蔽，殖民地文化被打上了野蛮和落后的标签。
法侬呼吁本土知识分子恢复对民族文化的信心和希望，张扬民族文化尊贵、辉煌、庄严的原貌，以此来摆脱西方文化的吞没和蚕食。
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相一致，法侬认为这种民族文化革命的实践主体应该是广大人民。
并且这种革命不是单一领域的，而是作为不发达国家进行自由斗争的核心部分来实现。
法侬相信：“殖民地人民为恢复民族主权而进行的自觉和有组织的事业最充分、最显明地体现了文化的存在……因为民族以自己的形成方式和自身的存在对文化发挥着根本性的影响。
一个诞生于人民的集体行动之中、体现了人民的现实追求并改变着国家的民族一定会表现出异常丰富的文化形式。”
[59]因此，与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斗争相结合的民族文化复兴运动将重新激活本土文化的活力，成为反抗文化霸权的有效途径。
2.发展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体系批判理论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资本主义制度世界性的延伸、扩张带来了资本积累和政治秩序上的剥削、支配、不平等。
发展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上，对世界制度中的“中心—外围”
格局的形成展开了深刻批判，这些理论体现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时代中反抗霸权、谋求发展的探索和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广大亚非拉国家虽然逐步摆脱了西方国家的殖民统治，但是发展速度仍然十分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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