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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的俄国就成为中国真正接受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渠道。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标志着中国最终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必然的历史选择。
中国最终选择来自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并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一古老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这不是一种凑巧的机缘，而是不仅有其深刻的政治和经济基础，而且更有其深层的文化必然性。
对此，毛泽东曾指出：“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
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
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
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
[7]这里，毛泽东至少从两个方面给我们说明了中国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因素。
一是中国顽固的封建主义文化打了败仗。
它不仅使在它指导下的太平天国运动走向失败，而且也造成了中国近代在现代化世界历史进程中的落后与衰亡。
这种形成于农耕社会，以农业文明为根基的传统经验文化，具有明显的重经验、轻理性，重群体、轻个体，重专制、轻民主，重传统习惯、轻自由创造的特征。
“中国自甲午一创于东邻，庚子再困于八国，海内憬然，始知旧学之必不足恃。”
[8]当这种文化在19世纪遭遇到以工业文明为根基的现代理性文化，就很快败下阵来，再也不能成为中国救亡图存革命的文化驱动力。
二是西方资产阶级改良观念和革命思想败下阵来。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
前的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代表者曾经先后进行过两次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尝试：一次是康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改良派建立君主立宪制的尝试，一次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尝试。
两次尝试的失败，说明19世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没有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进行资本原始积累所必需的条件，薄弱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在经济政治上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以及来自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遏制，使资产阶级共和思想在中国一开始就缺少救亡图存的历史基础。
马克思认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
[9]。
封建主义文化的败仗和西方资产阶级改良观念、革命思想的破产，充分说明中国的历史变革需要更加先进，并且符合中国社会历史现实需要的理论。
作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的学说，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深刻透彻的思想力量和改变世界的强大物质力量，使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普遍影响，并为人们所广泛接受。
同时，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立场和彻底的革命性，对近代中国文化救亡图存革命性诉求的表达，成为中国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根本。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10]无产阶级要想彻底解放自己，“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
[11]。
《共产党宣言》所表达的这种旗帜鲜明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性态度，揭示了中国近代革命的实质，指明了中国近代革命的道路和方向。
对此，我们可以在毛泽东青年时代接受的马克思主义中得到说明，毛泽东在回忆中说：“记得我在一九二○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
并强调：“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
[12]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文化理论就是在这种革命性的诉求中，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文化逐步形成的。
二、当代中国文化理论的改革开放境遇与民族复兴使命
恩格斯曾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
[13]1949年新中国成立，标志着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成，同时揭开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历史进程的新篇章，从而使中国文化及其理论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新时期。
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开启的中国改革开放新征程，更是把中国的文化建设纳入开放的全球化历史视野，融入滚滚前行的世界历史潮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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