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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文化进步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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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马克思主义在哲学和社会历史领域中所实现的思想革命，不同的理论往往有不同的解读，但是，各种解读往往都离不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实践的革命理解。
因此，我们同样是在他们关于实践的理解中把握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独创性。
通过上述关于不同阶段、不同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阐述，不难看出，作为一种实践论的文化理解，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基点主要有两点：一是以人的实践本质和自由的对象化活动为基础来把握文化的本质；二是以人类社会存在和社会历史进程为场域来揭示文化的作用和功能。
关于这两个理论基点的具体内涵，前文对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中不同阶段思想的阐述，已经从不同侧面作了很多阐发。
然而，如果把这两个基点放到马克思主义关于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理论中，实际上，围绕着它们还存在一些疑惑或晦暗地带需要从学理上解析和澄明。
例如，关于文化理解的这两个基点，一个侧重于凸显人的对象化活动的创造性和自由自觉性，一个侧重于强调经济社会基础的决定性，二者之间的张力如何消除？二者如何能够成为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有机统一和内在自洽的理论解说？进而，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唯物史观首先强调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然后为了防止机械决定论的历史观，进而强调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和相对独立性，关于与上层建筑密不可分的文化的界定也从属于这个理论框架，这从基本理论上看是没有疑问的，但是，这种决定作用和反作用的具体发生和活动机制又是什么？文化如何能够在受制于经济社会基础的同时发挥社会发展的引领作用？如何能够在社会历史运行中体现出实践的创造性和自由自觉性？显而易见，我们必须围绕着文化进步和社会发展这一主题，把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这两个基点的内在逻辑和中介机制从学理上进一步加以阐发。
一、文化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在社会运行中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最基本的理论基点在于，不能孤立地研究和把握文化现象，要把文化放到人类社会历史运行中加以理解。
按照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一方面，应当在经济基础的决定和制约中把握文化的历史地位、作用和特点；另一方面，要充分认识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和能动的反作用。
关于这一理论基点，通常人们的把握和表述是清晰的，但是，关于这两方面的内在统一的阐述，往往停留于表面和理论的抽象，而缺乏透彻性和说服力。
因此，我们需要深入到这一人们耳熟能详的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中，作一些深入的学理分析。
1.关于文化的社会历史方位的基础性描述
运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来确定文化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后来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坚持的基本出发点。
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在自己的思想发展的不同时期，出于理论建设的侧重点的不同，往往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两个方面有不同的强调，但是，总体看来，他们在这一基本问题上是保持观点上的一致的。
按照唯物史观的这一理解框架，文化应当属于上层建筑的层面，特别是涉及通常最能体现文化的自觉性和创造性的观念文化或者精神文化，更是如此。
所以一般而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上层建筑，特别是意识形态的很多论述，也适用于关于文化的理解。
首先，在如何确定文化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首要地、始终如一地强调的一点是经济基础对于文化的决定和制约作用。
如我们在前文中多次引证的那样，这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他与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特别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关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经典概括”
中都得到了充分的论述。
他明确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1]马克思在其他许多著作中也一直保持这一观点。
例如，他在1853年论述英国的经济危机的文章中探讨粮食短缺时，也顺便清晰地表达了人的衣食住行等基本需求和物质生产决定文化和文明的观点：“最文明的民族也同最不开化的野蛮人一样，必须先保证自己有食物，然后才能考虑去获取别的东西；财富的增长和文明的进步，通常都与生产食品所需要的劳动和费用的减少成相等的比例。”
[2]恩格斯也是如此，即便到了晚年为了防止一些人把历史唯物主义解读为“经济决定论”
而突出强调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时，他也反复强调物质生产归根结底的决定作用。
在谈到哲学等自觉的意识形态具有远离经济基础的独立性特征时，恩格斯指出，“人们头脑中发生的这一思想过程，归根到底是由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
[3]。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在充分肯定物质生产和经济基础对文化的决定和制约作用的同时，一直没有忽视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和反作用。
例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关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经典概括”
中阐述经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具有决定作用，物质的生产方式制约着精神生活的过程时，已经清楚地论述了精神生活和上层建筑对于历史进程的重要影响和推动作用。
他在阐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所引发的社会革命时，明确指出：“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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