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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众所周知，恩格斯晚年针对当时存在的“经济唯物主义”
或者“经济决定论”
的倾向，对于他本人和马克思早年为了确立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而比较多地强调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的问题作了反思，他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青年们过分看重经济方面的理论误区。
由此，恩格斯在多封通信中强调了上层建筑和思想文化的相对独立性，“物质存在方式虽然是始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物质存在方式起作用，然而是第二性的作用”
[5]。
不仅如此，恩格斯还特别强调了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和能动作用、历史发展的多因素“交互作用”
的理论，他指出：“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
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
这并不是说，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而是说，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相互作用。”
[6]
众所周知，列宁更是重视自觉的文化精神对于社会运动的引领作用，他强调革命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
[7]同时，列宁在指导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时进一步认识到文化与政治、经济活动的交互作用，以及文化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和实现文化变革的艰难性。
他强调实现文化革命对于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极端重要性，同时也认识到文化革命无论在文化自身建设方面还是物质条件、经济基础的支撑方面，“对于我们说来，都是异常困难的”
[8]。
毛泽东曾用十分简练的表述阐述了类似的思想，他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
[9]。
在著名的《矛盾论》中，毛泽东进一步总结概括了文化与经济基础的辩证关系，他指出：“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
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
[10]
上述两方面的思想构成了确立文化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基本理论基础，这也是马克思主义能够从社会历史发展的大的视域来把握文化问题的理论基点。
然而，我们关于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认识如果仅仅停留于这种基础性理论，还远远不够，而且会陷入文化理解中的一些自相矛盾的困境。
具体说来，一方面，在这种关于文化的社会历史方位的一般性描述中，没有揭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
和“反作用”
思想的深刻性，没有把握二者交互作用的中介要素、内在机制和丰富内涵，因此，往往把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作为彼此分离的外在决定或者制约的关系；另一方面，在这种一般性理解中，把文化主要等同于观念文化，等同于意识形态或社会意识形式，没有充分展示文化的丰富内涵和独特的活动方式，结果把文化限定在“上层建筑”
的范畴之内。
这样一来，尽管人们已经辩证地认识到经济基础和文化之间的决定作用和反作用的辩证关系，但是，由于人们预先已经把经济基础和文化视作一种外在的交互作用关系，而不是内在的相互交织的关系，所以我们总是面临一种困境：如果比较多地强调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很容易与经济决定论划不清界限；而如果我们凸显自觉的文化对于社会发展的引领或者推动作用，又很容易被人们认作是“文化决定论”
。
因而，除非我们能够对文化与经济基础的丰富关系作一种新的理解，一种内在性的理解，否则，我们总会处于理论的内在张力之中。
2.关于文化的社会历史方位的深层次挖掘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要走出“经济决定论”
和“文化决定论”
的外在对立和相互冲突，必须更加深入地分析文化在人类社会结构中的地位。
我们发现，当代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在努力解决这一难题，他们强调要按照马克思的实践观点来理解历史决定论思想，既反对历史非决定论观点，也反对经济决定论等线性的历史决定论观点，一些人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不是机械决定论，不是线性决定论，而是辩证决定论，是实践决定论，是历史决定论和实践选择论的统一，等等。
但是，只要人们还是把“文化”
简单地限定在上层建筑范畴，外在地思考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就只能停留于关于“决定作用”
和“反作用”
的抽象理论结论，停留于“一方面……另一方面……”
的理论思辨的辩证法。
而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这些基本的理论原则，而是具体回答和展开一个根本的问题：在马克思的实践理论或社会历史理论视野内，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客体性和主体性、必然性和自由、历史决定和实践选择等是如何具体地、历史地、有机地统一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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