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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断定，哲学社会科学中传统的[6]主导型的研究范式更多地是以宏观领域和宏观权力为关注对象，以宏大叙事为表现形态，追求普遍性和规律性的，具有决定论色彩的宏观理论范式。
我们可以列举不同学科的情况。
首先，传统政治学和政治哲学主要以国家权力的运作、政治制度的安排、政权的更迭、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正义、平等、自由、民主、法治、权威、权利、义务等基本政治概念为对象，而很少关注社会生活其他层面的边缘化的权力结构和日常生活领域中的微观控制机制，或者将这些微观权力视作被宏观权力决定的、微不足道的附属物。
其次，与政治学和政治哲学密切相关的历史学情形也十分类似，在某种意义上，传统历史学就是历时态的政治学和政治哲学。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传统史学与传统宏观政治学往往有着共同的主题和共同的爱好，都以宏观政治，即宏观权力为核心。
前者基本上围绕着君主、伟人、大事件而展开，主要表现为宏观政治史；后者主要围绕着国家制度安排和政治权力的运行而展开，更多地表现为传统史学的积淀。
在传统史学的宏观理论范式中，大人物、大事件、大政权、大结构之外的日常生活和细微的社会结构或领域，基本上没有任何地位和史学价值。
最后，与传统政治学和历史学相比，理性化进程中深受自然科学普遍化范式影响的意识哲学最集中、最典型地展示了这种宏观理论范式的特征和本性。
理性的普遍化要求、自然科学所揭示的因果必然性、线性决定特征、还原性、可计算性、普遍性等范畴对思维模式的深刻影响，使得纯粹意识哲学和思辨理论哲学无论面对自然的对象还是社会的存在，都以普遍的、绝对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和必然性为核心，而生活世界、个体的活动、日常的琐碎存在所体现出的个体性、差异性、特殊性等统统都被抹平。
在意识哲学的宏观理论范式中，历史的发展主要是基于宏观权力运动和宏观领域制约的必然的、决定论的进程，其主要表现形态就是作为现代性的重要化身的“宏大叙事”
（grandnarratives）或“元叙事”
（meta-narratives），例如，各种奠基于启蒙理性和契约精神的关于人的自由和人类解放的理性设计、以绝对理性的普遍运动为核心的关于绝对真理的阐发、关于历史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历史决定论等宏大叙事。
这些是意识哲学的宏观理论范式关于现代社会历史运动的强有力的理性设计。
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后半叶哲学社会科学中的最大变化或者创新就在于对上述宏观理论范式和现代性所代表的宏大叙事的批判和解构，从而使一种以微观领域和微观权力为关注对象，拒斥宏大叙事，保护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微观理论范式开始走向自觉。
我们同样可以列举几个学科的情形来说明这种变化。
首先，在史学界出现了自觉的微观理论范式，法国的年鉴学派最先自觉地开始了对传统史学的宏观理论范式和宏大叙事的解构和颠覆，在它的影响下，陆续出现了意大利的微观史学派、德国和奥地利的日常生活史学派、英国的“个案史”
学派，以及新文化史、系列史、心态史等，这些流派都反对只写重大历史事件和只关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宏大叙事的历史学，而主张把关注中心转向具体的和微观的日常生活世界的各个领域。
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的《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与资本主义》共分三卷，其中第一卷就是《日常生活的结构》，主要讨论15—18世纪人们的日常生活，包括这一时期人们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和细节，把日常生活作为解读这一时段历史的重点。
20世纪70年代之后，更是出现了以“历史的碎片化”
为特征的后现代历史叙事。
其次，在政治学领域，开始出现多种形式的微观政治学，或者是主张从日常生活的机制去思考制度安排问题，探讨微观权力秩序的重建问题，或者像福柯那样，从监狱、医院、军队、学校等被传统政治学忽略的边缘领域，开展了关于理性权力结构的微观政治学的批判，揭示分散的、不确定的、形态多样的、无主体的、弥散于日常生活和不同社会层面的微观权力，也即知识性的权力或文化权力。
微观政治学或政治哲学还确立了微观权力的反抗模式，即各种多元的抵抗，多元的自主斗争。
后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拉克劳、墨菲、雅索普等人更是基于微观权力样态提出社会主义的新策略，他们关注新兴的女权主义，少数种族、少数民族和性少数的抗议运动，人口边缘阶层发动的反制度化生态斗争等，围绕着领导权而展开微观的政治斗争[7]。
最后，在哲学领域，各种文化批判理论的兴起，从不同侧面反对以宏大叙事为表现形态的意识哲学，自觉或不自觉地开始形成文化哲学的微观理论范式。
例如，20世纪哲学的重大创新之一是把日常生活世界从背景世界中拉回到理性的地平线上，使理性自觉地向生活世界回归，日常生活批判范式的要点在于，它不再孤立地探讨和强调政治、经济等宏观社会历史因素的决定作用，而是把所有的社会历史因素都放到生活世界的文化意义结构中加以审视和评价。
再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把批判的触角延伸到现代社会的各个层面和现代人的生活的各个角落，一直深入到性格结构和心理机制批判、消费社会文化心理分析等。
后现代理论思潮更是把解构宏大叙事、彰显微观权力的导向发展到了极端。
当代哲学社会科学思想模式、研究视角和理论范式的转变毫无疑问存在着许多问题，有的学科或领域存在着走向极端和片面化的问题，对此，我们必须加以分析、鉴别和批判。
但是，必须看到，这种从宏观理论范式向微观理论范式的自觉转型不是随心所欲或者心血**，而是适应当代社会历史现实深刻变化所作出的积极的调整和理论创新。
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承认，目前我们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无论是对于当代社会历史现实的深层变化，还是对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的范式转换，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更没有积极的应答。
这是我们的哲学研究鲜有创新的根本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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