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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国家成为独立的机构，它所制定的法律——作为意识形态的进一步延伸——就可表现为更加独立的存在了。
最终，这一等级序列的最高级别的存在也即哲学、宗教等与物质条件之间的关系就变得更加隐蔽了。
恩格斯1890年的那封著名的通信确认了相同的看法：“法学家以为他是凭着先验的原理来活动，然而这只不过是经济的反映而已。
这样一来，一切都倒置过来了。
而这种颠倒——它在被认清以前是构成我们称之为思想（ideological）观点的东西的。”
[9]在另外一封通信中，他坚持认为，意识形态是思想家有意识地思想的产物，但却是一种虚假意识。
其中的真正动因一定是思想家本人所不知的，否则的话意识形态也就不存在了。
鉴于思考者本人无法了解到真实的动因，思想家的想象就是“曲解或歪曲”
的了。
[10]这一意识形态观或许不够具体，也与早先的论述有所区别，但即便如此，它依然还是一个否定性的概念。
因此，借助于多次重回相同的主题（也即紧跟《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最初公式）时，恩格斯让否定性的意识形态观保持着明显的连贯性。
从这一点来看，恩格斯的著述重申了意识形态概念的批判性内涵，且与马克思是一致的。
然而，恩格斯写作其后期有关意识形态问题的著作时的历史和思想背景已与《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时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845年，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发展依然不全面，尽管已明显脱离德国唯心主义，并对这个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潮流进行了全面批判。
这就意味着从一般意义来说，马克思、恩格斯当时不得不强调唯物主义的一面，坚持物质现实对意识的决定性作用。
但到了19世纪80年代，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历史唯物主义已经日益为人们所熟知，许多马克思主义政党开始在欧洲主要国家纷纷建立。
德国唯心主义不再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论敌。
正如琼斯（GarethStedmanJones）所揭示的，“新的危险来自于杜林和贝克（Buckle）的实证主义以及哈克（Haeckel）的一元论。
这些都侵蚀着历史唯物主义，力图将之还原为一种机械的经济决定论，将上层建筑变成基础的彻底被动的反映”
[11]。
因此，恩格斯在19世纪80年代出于和这些机械主义立场论战之需而关注意识形态问题，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他也坚持澄清自己的这一看法，即尽管经济基础是最终的决定性因素，但也不是唯一的因素。
[12]在恩格斯看来，上层建筑可以作为第二位的原因反作用于基础[13]，并因此对历史发挥真正的影响。
[14]恩格斯看到了上层建筑中各个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它们与基础之间的关系等，都发生“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
[15]。
恩格斯显然想用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来弱化经济的决定作用。
然而，他的解决方案却因不经意地转换了“基础—上层建筑论”
和黑格尔的“自然—观念论”
之间的关系而遭到了批判。
[16]上层建筑各个要素之间的互动导致了“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
[17]，就像在黑格尔那里意外和变化都是自然表象中明摆着的事；但同时，就在上层建筑的偶然性之中，经济必然性最终决定了自身的存在，正如在黑格尔那里自然表象中明摆着的意外都是建立在观念的必然性基础之上的。
鉴于此，有必要指出的是，就这一论题所展开的论争，就是围绕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一般关系以及决定性问题而展开的论争领域。
恩格斯在成熟时期著述中处理意识形态问题的方法，显然与这些论争脱不开干系。
我的观点是，尽管意识形态观与决定论、基础—上层建筑关系说之间是紧密相关的，但却不能把它们视为等同，仿佛它们就是一回事。
意识形态作为一个否定性概念必然是更加复杂的、与意识形态有关的现象之中的一个具体的要素。
我也曾指出过，有一点可以证明意识形态也可作为普遍的和肯定性的概念而出现的地方，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表述意识形态概念时并非总是恰当地将之与更为宽泛的决定论区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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