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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或许的确如此，但接下来他所力图主张的有关经济的决定和控制的论题之意义就不清楚了。
上述两种意见不同的阐释都赞成这样一种做法，即力图在基础—上层建筑范式内解释决定概念。
但我认为，这恰恰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至少马克思的这段话告诉我们，经济的决定性要远比看上去的复杂。
不过也需要承认，得出这样的结论并非易事，因为这在马克思的那段话里不是一个十分明确的线索，尚需予以理论挖掘。
正如我在本书第二章中已揭示的，恩格斯继而也试图在19世纪80年代的系列通信中寻求调和与机械论之间的斗争，而投身于一种辩证的因果观。
恩格斯的关键提法就是“最终决定性”
，这一短语从此以后就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拥有了不可估量的威信。
阿尔都塞等结构主义者将其视为自己理论中的核心纲要。
大致说来，恩格斯的解决方案就是：经济基础最终在塑造上层建筑方面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但这并不排斥上层建筑本身也可以成为决定性因素，因为后者作为次要原因，也可以发挥效应，“反作用”
于基础。
恩格斯接受了因果解释但拒绝对其进行（他所说的）“非辩证法”
的理解。
机械论者忘了：“当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的时候，它也能够对周围环境甚至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
[5]所以恩格斯的意思就是：如果经济是历史最终的决定性因素，那它无论如何也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
为了强调这一点，他补充说：“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
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
[6]我已经揭示了恩格斯的解决方案中所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他把主要原因和次要原因之间的关系理解成了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关系。
正如阿尔都塞所正确指出的，问题就在于“上层建筑的因素虽然是有效的，但这种效能在某种程度上被无限地分散了，分散成无穷无尽的结果和偶然事件，而当效能达到无限小这一极端时，人们就能认为这些结果的内部联系是不可思议的（由于过分地难以确定），因而也是不存在的”
[7]。
无论如何，阿尔都塞想保留恩格斯论述的要核——那就是经济具有最终的决定性意义，而上层建筑也可施加某种决定性作用——所以就有了“有效决定性因素的积累”
。
不过阿尔都塞走得更远，他急于将恩格斯的观点与关于决定和控制的区分联系在一起。
于是他认为：
归根到底由经济所起的决定作用在真实的历史中恰恰是通过经济、政治、理论等交替起第一位作用而实现的。
恩格斯在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进行斗争时，十分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并指出，这些机会主义者把社会主义的到来仅仅寄托于经济的有效作用。
[8]
事实上，恩格斯从没说过“交替起第一位作用”
。
对于他来说，经济主义指的就是把经济因素视为唯一的决定性力量，而不是说把经济因素视为控制性力量。
阿尔都塞与经济主义的斗争包含着对“经济必然控制性”
这一观念的摒弃，但这却不是恩格斯的做法。
[9]
阿尔都塞还明确反对上层建筑被动论，而这种被动论却正是经济主义所当然秉承的看法。
阿尔都塞相信“有效决定性因素的积累”
就足以说明他的这一反对态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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