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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趣的是，贝尔在讨论他的“意识形态终结”
时所使用的意识形态概念又要比马克思的狭义多了，因为它排除了“右”
的意识形态，只包括19世纪的左翼思想。
这是贝尔理论中的主要缺陷。
悖论的是：他一方面指责左翼意识形态是“可怕的头脑简单的人”
，是“既定公式”
的提供者；但另一方面又将右翼意识形态排除在这一指责之外。
马克思一直将他的否定性意识形态概念运用于所有旨在掩盖矛盾的歪曲的思想，即便这些思想来自工人阶级内部亦是如此。
但贝尔却片面地将自己的意识形态终结论分析狭窄地框定在左翼系统之中。
意识形态于是在他这里变成了否定的和注定灭亡的东西——但他这里所说的意识形态仅指的是马克思主义。
最终，贝尔认为所有的意识形态都是一种教条，因为“意识形态从其性质上来说要么是万能的，要么是无用的”
[7]，即要求盲目地相信乌托邦的必然来临。
对于贝尔来说，这一乌托邦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因为它只是一种幻象，用赫尔岑（Herzen）的话说，“那遥不可及的目标根本不是目标，而只是陷阱”
[8]。
贝尔想做的不是终结乌托邦或任何关于未来的设想，而是要用一种经验的方法（它可将可能的未来具体化，并指出具体的到达路径、所需付出的具体成本以及谁来支付这一成本等）来替代对遥远未来的盲目信仰。
用韦伯的话来说，贝尔想用一种旨在寻求调和其目标的实用主义的“责任伦理”
来替换无法折中的原则性的“良知伦理”
[9]。
贝尔没有认识到的是，他的实用主义方法和他的责任伦理也掩盖了一种信仰，这或许不是关于未来的信仰，而是对现状的信仰，它具有和其他意识形态一样的教条性。
贝尔的意识形态终结也是激进变革社会的可能性的终结。
的确，贝尔后来似乎提升了他的理论，从而使得他甚至可以谈及意识形态的持久性。
例如，在把清教主义视为一种意识形态时，他指出：
意识形态不仅要反映基本现实，或为之提供合法依据。
它一旦形成，就开始有自己的生命。
真正强大的意识形态会给人的想象展开一片新的生活视野；它一旦被明确地阐述出来，就会作为伦理仓库被知识分子、神学家和道德家用来预见人类局部的可能性远景。
它们不会像经济或旧技术那样消失。
这些黑格尔所谓的“意识的要素”
是可以更新的；在整个文明史上，它们可以不断地被人参照或重新组合。
因此，大批学者、道德家和知识分子长期为之苦恼、焦虑或争辩、反复剖析或重述意识形态的内涵。
这使得意识形态成为一种自为自在的力量。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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