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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考察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演变时，不能停留在单纯的观念分析的层面上，必须考察马克思对现实生活的关注。
事实上，马克思已对此作了提示：“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
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塞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
[63]马克思在《莱茵报》的实践乃是他思想演变中的一个决定性环节。
忽视这一环节，必然会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发展作出错误的解释。
第三，必须注意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的研究。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写道：“我用不着向熟悉国民经济学的读者保证，我的结论是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
[64]费尔巴哈对国民经济学没有什么研究，所以，其哲学批判不可能像马克思那样以国民经济学研究为基础。
如果说费尔巴哈仅仅在宗教的范围内讨论异化问题，那么，马克思则通过经济学研究的契入，把注意力集中到异化劳动的问题上，从而把自己的哲学研究引向对整个资本主义的批判。
可以看出，仅仅停留在纯粹哲学的范围内，并不能正确地说明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演变。
换言之，不能简单地说费尔巴哈哲学是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哲学之间的中间环节，必须注意到马克思的法哲学研究的背景、对现实的物质利益问题的关注、对国民经济学的研究这些重要的环节。
撇开这些重要的环节，就会夸大费尔巴哈哲学在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哲学之间的中介作用，从而掩蔽马克思哲学思想演变的真实轨迹。
马克思曾对黑格尔从逻辑学向自然哲学过渡的观点进行过深刻的批判。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这种从抽象向具体的过渡不仅是牵强附会的，而且从逻辑学中引申出来的自然界必然是抽象的自然界。
“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
不言而喻，这位决心进入直观的抽象思维者是抽象地直观自然界的。”
[65]这就是说，不仅唯心主义者从逻辑学出发推演不出现实的自然界，即使唯物主义者把逻辑学颠倒过来，从世界统一于物质的一般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去探讨的自然界仍然是抽象的自然界，而不是现实的自然界。
道理很简单，因为这个自然界是与人的活动相分离的。
所以，在马克思看来，唯有“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
[66]。
在费尔巴哈那里，自然界是直观的对象，因而仍然是抽象的自然界。
这表明，费尔巴哈虽然从一般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但他并没有真正超越黑格尔哲学。
马克思在摆脱黑格尔影响的过程中受到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启迪，但不能由此断言，马克思是通过返回到一般唯物主义的立场而摆脱黑格尔影响，并创立历史辩证唯物主义的。
在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演变过程中，并不存在一个以一般唯物主义立场为特征的所谓费尔巴哈阶段。
马克思从来没有返回到费尔巴哈的以抽象的自然为前提的唯物主义立场上去。
凭借法哲学研究的背景，马克思关注的重点落在市民社会上。
这就是说，费尔巴哈之所以引起马克思的兴趣，不是因为他的抽象的唯物主义立场，不是因为他高谈自然界在存在上的优先性，而是他关于异化和人本主义的思想。
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批判和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相结合，才使马克思有可能提出一种新的哲学世界观。
马克思没有也不可能对黑格尔唯心主义作一般唯物主义的倒转，即把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倒转为抽象物质。
事实上，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作出倒转的是费尔巴哈。
虽然费尔巴哈哲学是以抽象的自然和抽象的人作为出发点的，但其中所蕴含的人本主义倾向却使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作出了富有创新意义的倒转，这尤其表现在他把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解读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
的见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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