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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辛的总结性论文，一方面有其积极的方面，他强调理解哲学根本问题的重要性，他拥护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践概念的唯物主义的性格，从而给抛弃唯物主义的修正主义的“实践哲学”
以强有力的打击；另一方面，又有其消极的方面，他没有把自然史的世界观作为基本的观点充分地加以贯彻，因而把物质、意识、实践这些范畴简单地、并列地加以理解。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事实，即在东德，身处领导地位的哲学家柯辛，他的这些理论弱点，也充分地体现在《教科书》中了。
前面，我们把《教科书》的体系规定为实践的唯物主义，指出了它对于传统的苏联型体系的优越性。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教科书》的体系中没有什么值得探讨的问题。
第一，在《教科书》中，实践的唯物主义和自然史的唯物主义没有充分地统一。
也就是说，《教科书》的实践唯物主义，从物质、自然出发，把实践置于体系之前，这种做法未必是成功的。
实际上，把自然史的世界观作为基础，才能立体地把握物质、意识、实践的范畴，才能建立把实践的范畴置于中心地位的真正科学的实践唯物主义体系。
第二，在《教科书》中，使人感到把逻辑和历史统一起来加以把握显得不足。
也就是说，《教科书》在体系的叙述方法上，逻辑的展开未必同时反映历史的过程。
《教科书》的叙述方法突然从“哲学的根本问题和根本流派”
说起，便足以说明这个问题。
第三，《教科书》以阐明实践的唯物主义为目标，但是在第五部认识论中才谈到实践的定义，显得略微不够协调。
“实践论争”
为撰写《教科书》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实践论争”
中，在认识论的范围内来规定实践，是过于狭窄了。
正因为这种格式化的概括，更加加深了这种不协调的感觉。
不能说这种暧昧性同《教科书》没有充分实现逻辑的和历史的统一毫无关系。
第四，《教科书》强调必须把握社会辩证法的特殊性，可是这项任务并没有完成。
这点我们可以从下列情况看出，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固有的“主体—客体”
的范畴以及它的辩证法，仅仅在第五部认识论中才专门论述了一点点。
看来不能有效地批判卢卡奇所代表的，“主体—客体”
哲学的修正主义理论。
第五，在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上，贯彻列宁的“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的统一”
的观点是不可缺少的。
可是在《教科书》中，这种思想不够自觉，不够明确。
因此，没有充分阐明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在体系中应有的地位和相互间的关系。
特别是关于逻辑学，几乎没有言及。
并且，把逻辑学全部理解为形式逻辑学，也是个很大的问题。
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体性”
六十年代前半期，东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动向主要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1967年出版）这一具体的成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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