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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1895年3月6日）中谈道，在1848年爆发欧洲资产阶级革命那种情势下，“我们不可能有丝毫怀疑：伟大的决战已经开始，这个决战将在一个很长的和充满变化的革命时期中进行到底，而结局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
历史走得更远：它不仅打破了我们当时的错误看法，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借以进行斗争的条件。
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
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从1848年起经济革命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这一切都是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可见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
[4]。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后来发展中出现的股份制也作了适当肯定，指出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西方资本主义在19世纪中期以后的进步的肯定实际上也蕴含着对与其相适应的这一时期哲学等西方思想文化的进步的肯定。
例如，恩格斯就肯定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在道德方面的进步。
“资本主义生产越发展，它就越不能采用作为它早期阶段的特征的那些小的哄骗和欺诈手段……这些狡猾手腕在大市场上已经不合算了，那里时间就是金钱，那里商业道德必然发展到一定的水平。”
[5]不过，由于他们当时在哲学等思想文化领域的主要工作是更为明确地阐释唯物史观等他们本人的观点以及清算对工人运动产生毒害作用的思潮，例如，冒充工人领袖的杜林的所谓哲学体系。
后者虽然出现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但无论基本观点和理论框架都一点没有越出近代体系哲学的范围。
因此，恩格斯对杜林的批判实质上还是对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批判。
至于在工人运动以外流行的那些哲学流派的一般哲学理论，他们来不及较多关注和做深入研究，自然不可能对之做出具体的重新评价。
而且实证主义、唯意志主义、新康德主义、生命哲学等当时流行的哲学流派虽然各以其独特方式对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做出过某些贡献，但只是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如此。
它们的直接的理论形态大都不仅仍然带有浓厚的近代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印记，而且往往以不同形式体现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要求。
当然很难要求实现了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去对之做出肯定。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同时代西方哲学的评价没有随着他们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重新评价而发生改变，只是意味着他们未来得及去做这方面的工作。
上面所提到的恩格斯所说“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
，这既适用于他们对当时西方资本主义的估计，也适用于他们对当时的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估计。
马克思和恩格斯先后逝世后，在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工人运动发展中出现过各种“左”
和右的倾向。
右的倾向在哲学上往往用新康德主义、马赫主义、实用主义等流派的哲学中消极方面、特别是其唯心主义来“修正”
马克思主义，使之成为他们的修正主义的理论基础。
“左”
的倾向往往曲解了恩格斯对杜林等人、列宁对马赫主义等哲学流派的批判的真实含义，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混同于脱离了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近代物质实体本体论和抽象的概念辩证法，把作为马克思哲学核心的历史唯物主义混同于经济决定论或作为某种派生的理论，从而使实现了哲学上的伟大革命变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倒退到近代哲学的水平，并由此而在不同程度上倒向了教条主义和机械论。
这两种倾向对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发展都产生过很大的消极作用，“左”
倾教条主义的危害在特定历史时期尤其严重。
这在对待革命变更与现代转型的关系上也表现出来。
正是在“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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