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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开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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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哲学界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同一时期的西方哲学的重新认识上都取得了重大成就，这一点大概没有人会否认。
然而，由于这种重新认识涉及许多复杂的理论和现实问题，要使这些问题有较好的解决，需要哲学界不同研究方向的学者从不同层面、视角出发通力合作，继续做出努力。
由于长期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现代西方哲学研究被人为地被分离开来，导致从事这两个领域的哲学研究的学者对彼此的研究缺乏了解。
这种状况近些年来虽已有很大改变，但是长期分离的负面影响不可能立即消除。
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者现在简单否定现代西方哲学的已不多了。
但未经具体研究仍把某些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的理论的缺陷简单地归结为唯心主义的情况在一些人士中依然存在。
也正因为如此，尽管一些视野较为广宽、思想较为敏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早已在借鉴现象学、生存哲学、释义学、后现代主义等西方现当代哲学的思想来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但他们为了避免遭到用现代西方哲学思潮来“修正”
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类斥责，大都不直接把这两种哲学联系起来。
至于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的学者为避免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麻烦而回避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情况又更多了。
这种状况对促进这两种哲学的研究都极为不利。
因此，如何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的前提下把这两种哲学的研究结合起来，从各个方面对二者做比较研究，就成了进一步推进对这两种哲学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中最突出的工作之一。
对这两种哲学进行比较研究，我国哲学界、特别是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研究的专家早已提出过。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刚成立时，许多同行就已相当明确地提出现代西方哲学研究要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相结合。
80年代中后期，学会曾和高教系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点的专家商定举行两个学科的对话会，以便促进双方的彼此了解及合作。
学会为此在扬州开过几天准备会。
尽管由于某些原因这个已筹备好的对话会最后未能开成，但双方专家后来对这方面的工作的关注并未中断，有的专家还就有关这方面的一般理论或具体问题进行了不少研究，在哲学界越来越形成了开展这两种哲学的比较研究的良好气氛。
到2000年，在教育部的支持下，终于由哲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出面在上海举行了一次这两个学科的全国性的比较研究讨论会。
全国高教系统不少声望卓著的专家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从各自研究的角度就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发表了很多精辟的见解。
这次会议的突出成就也许主要不是解决了哪些具体问题，而是大家对克服以往那种两个学科的研究被分离开来的偏向以及开展二者之间的比较研究的必要性等全局性问题取得了很大共识。
大家都认为，为了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和研究做到更加具有时代感、针对性和实效性，需要更好地了解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现状和动向；而为了使现代西方哲学研究更好地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服务，必须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结合起来。
因此，从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研究来说，都需要开展和加强二者之间的比较研究。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次会议成了我国这两种哲学比较研究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从19世纪中下期和20世纪初期作为整个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的过渡期来说，马克思在哲学上所实现的革命变更和许多西方哲学流派在不同程度上所开始发动的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的转型显然是最具有标志性的事件。
正确理解这种变更和转型是正确理解这一时期西方哲学的其他种种变化的决定性因素。
因此，将革命变更和现代转型结合起来进行比较研究就显得特别重要。
这种比较同样是多方面和多层次的，其中如下两个方面大概最为重要，也显得最为突出。
第一，革命变更和现代转型对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超越。
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的革命变更和同时代西方哲学家推动的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型都是对笛卡尔以来西方近代哲学的超越。
这两种超越的共同之处主要在于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各以特定的方式适应了整个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符合西方哲学本身发展的内在的逻辑要求。
这表现在双方在不同程度上察觉了以高扬理性、明确区分主客心物、实现认识论的转向等为特征的西方近代哲学所包含的内在矛盾，以及由这些矛盾的激化所导致的危机，并以各自特有的方式对这些矛盾和危机做了揭露和批判；双方都在不同程度上认识到、并以不同方式揭示出，西方哲学在近代的进步已到了尽头，为了继续向前发展，必须超越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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