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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近代哲学中，英法德美等国由于所处的具体的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的条件不同，其哲学在表现形式上也各不相同。
对这些国家的哲学研究不仅要关注，而且要具体分析这些不同的表现形式，否则必然导致对活生生的哲学的粗糙化、简单化和绝对化。
但是，为了把握近代哲学发展的规律性，就必须同时关注在不同条件下发展的各国哲学的共性、普遍性。
因为事实上它们之间的确存在着广泛的共性、普遍性。
例如，它们都以不同形式倡导理性，并在不同程度上强调理性的权威，它们都把主客二元分立作为出发点，把探究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作为哲学研究的主题，把建立与完满的理性秩序相统一的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当作哲学的根本目标。
正是这些具有理性主义特征的共性把西方近代各国哲学联系起来，构成了西方哲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即近代阶段的普遍特征。
这种理性主义特征与西方资本主义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是相适应的，对推动后者的发展起过毋庸置疑的积极作用。
然而，由于在近代哲学后期的发展中理性越来越被绝对化和独断化，以致使它不仅与历史发展的现实脱节，也与哲学思想本身发展的内在逻辑相冲突，陷入了我们上面一再谈到的危机和困境之中。
西方哲学要求得进一步发展，必须突破和超越被绝对化的传统的理性主义的理论框架，或者说近代哲学思维方式，而转向一种以强调现实生活和实践的核心作用的新的哲学思维方式。
西方近代哲学之陷入危机和困境以及为摆脱这种危机和困境而进行的改造，不是某一个国家，更不是某一种哲学流派特有的现象，而是在西方各国普遍存在的现象；而这种哲学上的改造意味着其理论取向的变更，这种变更不只是个别理论和观点的改变，而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型。
由此可见，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哲学发展的理论取向的变更，不仅可以从社会历史条件和自然科学等思想文化的变更找到根据，也可以从哲学思想本身发展的内在规律找到根据。
关于与马克思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家具体如何改变其理论取向，建立超越西方近代哲学、实现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型，我们下面各章中介绍西方各国哲学流派的理论时将有所涉及。
我们在此要指出的是：在19世纪中期，马克思和恩格斯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对西方哲学理论取向的这种改变未能明显察觉，当然也不可能对之做出具体的论述，但他们一贯的求实的科学态度，使他们对西方资本主义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西方思想文化后来的发展适时地做出了新的评价，表明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19世纪中期以后西方哲学发展中出现的新的变更。
上面谈到，恩格斯晚年看到工人阶级斗争条件的根本变化而肯定他们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争取普选权的意义，并认为旧式的武装起义已经过时。
同样，他也一直关注资本主义发展条件的变化在哲学等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
例如，恩格斯就指出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在道德方面的进步。
“资本主义生产越发展，它就越不能采用作为它早期阶段的特征的那些小的哄骗和欺诈手段……这些狡猾手腕在大市场上已经不合算了，那里时间就是金钱，那里商业道德必然发展到一定的水平。”
[11]恩格斯在商业道德这个具有很大政治和意识形态倾向性的领域，对资本主义后来的发展能做出如此明确的肯定，表明他实际上已改变了以往对同时代西方哲学家简单否定的态度。
但我们应当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马克思主义者对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的转型的理论取向的态度的改变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
这是因为，这种转型尽管具有哲学思维方式的根本性变更的意义，毕竟是由资产阶级思想家在处于重重矛盾和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内部进行的，它们在政治倾向上必然（至少归根到底）以某种方式在不同程度上体现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要求。
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对其采取否定态度是很自然的事。
而且，这种变更过程是一个充满着种种曲折（其中有时还包含着各种类型的倒退）的过程，往往难以清楚明白地表现出来，人们对之可以做出不同的、甚至相反的解释。
实证主义、唯意志论、新康德主义等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批判过的流派虽然已具有现代哲学的某些特征，但又仍然带有近代哲学的明显印记，人们完全可以据以将其列入唯心主义或形而上学范围。
事实上，不仅马克思主义者从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角度出发对它们加以批判，在它们内部也存在着各种斗争，彼此指责为唯心主义或形而上学。
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的转化只有到20世纪，随着分析哲学和现象学思潮的兴起，才有其相对明确的形式。
即使这些思潮，也仍然具有各种不彻底性。
马克思主义者既要抱着求实的态度，肯定它们对于近代哲学的进步，特别是在促进现代资本主义各个方面发展中的意义，又要揭示和批判它们存在的种种片面性和局限性，并由此更加确信只有具有与时俱进品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代表当代哲学发展的正确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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