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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苏联哲学论坛上，对现代西方哲学家和哲学流派不再有肯定的声音。
苏联当局这种纯粹由某种政治态度分歧来否定杜威及其哲学，并进而简单否定整个西方现代哲学的“左”
的倾向直接影响到了中国，更由于上述中国国内本身的原因，促使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大致也是从20世纪30年代后期起对实用主义以及其他西方现代哲学流派越来越趋向于全盘否定。
只是由于几十年来都处于战争环境下，很难顾及从理论上对这些哲学思潮进行系统的批判。
除了在与当时中国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不得不进行的论战中有时涉及某些西方哲学的内容外，很少有关于后者的系统论著。
然而，在上述影响下导致的对西方哲学，特别是西方现代哲学的否定和敌视情结却是深深地埋下了。
正因为如此，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以后，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斗争就被确定为政治斗争的一种主要形式。
毛泽东等领导人一再强调要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继续进行革命，而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来批判以现代西方哲学为核心的资产阶级哲学思想就成了这种革命的主要内容。
由于新中国成立以前各大学所讲授的哲学大都是西方哲学，被认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格格不入。
于是在1952年左右按照苏联模式进行的高校院系调整中，除了保留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外，所有其他大学的哲学系全被撤销。
少数有声望的哲学教授集中到北大，以便于改造，其他大都被迫改行。
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从上而下发动了一场大规模批判实用主义的运动。
从政治上说这样的批判在当时可以说是必要的。
如果不肃清实用主义等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消极影响，就难以在各个思想文化领域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达到了预定的目的，但在理论上特别是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上却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后果。
主要问题在于当时的许多批判往往脱离了杜威等人的理论的实际所是，然而却被认为符合马克思主义。
于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形成了一种以“左”
的政治标准代替学术标准、以抽象的主观武断代替具体的客观分析的对西方思潮的批判模式。
此后二十多年内，这种批判模式在中国思想领域中一直占支配地位。
现代西方哲学流派几乎都被归结为纯粹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哲学，腐朽没落的反动哲学。
在这种气氛下，现代西方哲学这一领域极少有人再敢涉足。
除了因政治需要发表的批判文章及为批判的目的而出版的少量现代西方哲学家的论著外，极少有深入系统的研究之作，西方现代哲学的研究实际上被中断了。
不过，为了配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研究，对被认为可能具有唯物主义或辩证法的合理因素的古典西方哲学，特别是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理论来源的德国古典哲学，还是开展了较多研究并有重要成果。
从1956年起，一些重点综合性大学陆续恢复或新建了哲学系，西方哲学史被确定为必修的重点课程，有条件的哲学系还开设过关于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的哲学的专题课或讲座。
一些专家写了评介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的哲学的论著。
一些西方哲学名著被重新翻译出版，北京大学哲学系还精心编译了一套多卷本的《西方古典哲学名著选辑》，然而在“**”
中这方面的工作同样被迫中断。
总的说来，在对待西方哲学特别是西方现代哲学的态度上，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力图坚持马克思主义根本原则，但在具体运作上往往有所偏离。
他们走的是一条前进却又曲折的道路。
主要问题就在于“左”
的政治思想倾向妨碍了对西方哲学的全面认识，使西方哲学研究服从自己的政治目标，这本来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最突出的优点；然而简单地把政治标准当作评价西方哲学的标准使他们难于对这些哲学的实际所是做出深入具体的研究，不会区分其中的消极方面和可能具有的积极方面，对前者可能不否定，对后者倒反而否定，这就成了他们的突出的缺点了。
其消极后果之一，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及以其为指导思想文化领域长期处于封闭状态，与当代世界的发展脱节，而这势必不利于它们的丰富和发展。
“左”
的路线之所以长期在我国占支配地位，改革开放政策之未能更早实行以及实行中遇到种种障碍，原因当然很多，哲学和思想文化领域的这种封闭状况未尝不是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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