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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方哲学研究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思想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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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待西方哲学研究的态度始终与他们的政治思想倾向密切联系在一起，后者是否存在偏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前者是否存在偏向。
马克思主义自传入中国后，经过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八十多年的学习和研究，特别是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所作的丰富和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极其伟大的胜利。
然而这种胜利是不断地克服各种“左”
和右的偏向取得的。
这些偏向，特别是各种形式的“左”
的偏向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及其指引下的革命和各项事业造成了很大损害，在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上也是如此。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强调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和评价西方哲学，使之服从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利益，这就为西方哲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特别是发挥其积极作用和克服其消极作用确定了正确的方向。
西方哲学传入中国后之所以能主要发挥积极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遵循了这一方向。
例如，由于“五四”
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既坚持了自己的革命学说，又能与因接受了实用主义等西方思潮的影响而具有民主和科学要求的人士建成统一战线，从而使“五四”
运动发展成为一个既具有广泛群众基础，又具有新的革命方向的伟大革命运动。
这正意味着既利用了这些西方思潮的积极作用，又避免了其消极作用。
然而，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右和“左”
的偏向往往导致在对待西方哲学研究上也出现类似偏向，其中同样以“左”
的偏向造成的危害最突出。
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起，随着中国共产党被叛变革命的国民党政府视为非法，许多西方哲学流派被后者用来攻击作为其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促使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些哲学（特别是现代西方哲学）也更多地采取了敌对和否定态度；正好从这时开始党内连续出现三次“左”
倾机会主义路线，以苏联为代表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在这个时期形成了一套相当完整的“左”
的思想理论体系，这些都促使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西方哲学，特别是西方现代哲学越来越表现出笼统否定的倾向。
作为苏联当局对待西方哲学的态度“左”
倾化的一个突出例证，在此不妨提一下他们怎样纯粹因政治原因而对同一个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前后采取截然相反的态度。
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对曾与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处于对立地位的马赫主义等西方哲学流派做了激烈批判，但对在美国被当作“左”
派学者的杜威却基本上抱友好、甚至赞扬态度。
1928年杜威应邀访苏，不少党政高级官员与他亲切会见，称他为“进步人士”
，杜威的许多理论（特别是教育理论）更受到他们的肯定；杜威对当时苏联的许多革命措施也抱同情态度，他在回国后发表的著名的《苏俄印象》中称它们为“伟大的实验”
[1]。
然而，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由于杜威对在斯大林控制下进行的对托洛茨基等人的审判抱怀疑态度，甚至还与一批美国自由派人士一道组织调查并宣布托洛茨基无罪（杜威在政治和哲学上与托洛茨基并非同道，曾撰文批托，他只是不同意斯大林对托的审判方式）。
苏联当局对杜威的态度由此骤变，立即指责杜威是“苏联人民的凶恶敌人”
、“帝国主义反动资产阶级的辩护士”
，他的实用主义哲学也由此被宣布为“帝国主义反动哲学”
。
由于杜威本人在现代西方哲学家中被一些人当作“左”
派，杜威哲学在现代西方哲学的各种流派中算是较为主张社会进步和变更的哲学，既然杜威及其哲学被从根本上否定，那对其他现代西方哲学家和哲学流派就更难有所肯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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