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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毛泽东后期由于过分强调继续进行政治思想上的革命而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中国的现实条件，越来越走向“左”
的道路。
这在哲学等理论上也明显地表现出来。
1953年斯大林逝世时，毛泽东发表了《最伟大的友谊》的纪念文章，其中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当作最有权威性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其中的4章2节《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被看作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有权威性的概括。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本来已受斯大林时代苏联的模式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初期许多苏联哲学家被邀请来中国讲学，他们由此把斯大林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全盘带到中国。
经过毛泽东的肯定和提倡，更进一步促使这种模式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法定”
模式。
后来中国学者出版过不少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科书，它们在局部方面也许有所变动，但整体理论框架没有根本性改变。
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意义有所偏离，这种模式（哲学界通常称之为“教科书模式”
）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也还能起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作用，但同时也必然导致一系列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消极后果。
这在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和评价上就突出地表现出来。
这里关键的问题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名义下，不是按照其实际所是的现代哲学思维方式、而是按照为其所超越的近代哲学思维方式来作为评判的标准。
对于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的西方哲学（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西方哲学史），这种模式除了对之做出唯物唯心、辩证法形而上学等划分外，难以揭示其丰富多彩的内容。
斯大林时代苏联共产党领导人之一日丹诺夫1947年在《在关于亚历山大洛夫著〈西欧哲学史〉一书讨论会上的发言》中对哲学史下了一个被认为具有经典的、毋庸置疑意义的定义：“科学的哲学史是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及其规律的胚胎、发生与发展的历史。
唯物主义既然是从与唯心主义派别斗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那么哲学史也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
这个定义意味着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把本来是丰富多彩的全部西方哲学纳入被简单化和绝对化的唯物唯心斗争的理论框架中，把许多不符合唯物主义公式的哲学笼统地斥之为唯心主义而简单予以否定，它对哲学史研究的消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对于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近代哲学视野的西方现代哲学更只能是笼统地归结为唯心主义反动哲学而予以全盘否定，认为它们不可能包含任何合理和积极因素，只能作为供批判用的反面材料。
20世纪50年代中期那场对实用主义的批判运动之所以出现偏差，除了简单地用政治批判取代学术批判外，还由于当时用来作为批判武器的正是这种教科书模式的，或者说受到近代哲学思维方式扭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当时的批判不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求实态度去揭示实用主义在超越近代哲学、适应现实生活和实践等方面上的成败得失，而是按照近代哲学思维方式和简单化的阶级分析给它贴上主观唯心主义、帝国主义反动哲学等标签。
对西方现代哲学的其他流派的态度同样如此。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1957年1月在北京大学举行的那次哲学史方法论讨论会。
这本来是一次正常的学术讨论会。
由于有的与会专家提出了一些超越了斯大林—日丹诺夫哲学史模式的见解（例如，冯友兰先生的抽象继承法、贺麟先生关于唯物唯心的斗争不同于政治斗争，二者的关系可以是师生朋友的关系等提法），却被一些人认为是反对马克思主义，为此对之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一些赞成过这些见解的先生后来甚至在政治上受到追究。
上面曾谈到，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为了配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对西方哲学史的研究有所恢复和加强。
哲学史讨论会后，人们对这方面的研究也感到难以为继。
随着反右、反右倾机会主义和反修等运动的开展，“左”
的倾向在理论上也越来越加强，我国哲学研究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意义的背离也越来越远，对西方哲学的简单否定态度倾向也越趋激烈。
到“**”
中，这种情况可谓已登峰造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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