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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
遵循“历史科学”
原则，就是要像马克思那样去理解那些一般性原则与历史现实的关系：“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
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
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
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
[2]这也就是说，任何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都只能是对于特定的实际历史过程的研究，而决非一些超验的一般性原则。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自然也不能例外，也只能是通过对于中国实际历史过程的研究而形成的。
而这种研究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作为一种实践哲学，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原则所要求的是持续地置理论于鲜活的实践之中，构成实践之有效成分，因而它就必然要求随着实践的变迁而不断地吸收新的经验材料，以更新理论。
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便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必定随时代变迁而与时俱进的。
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这种与时俱进的中国化就在持续地进行着，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
显然，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并非中国化之外的东西，而正是中国化所内在地包含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非一劳永逸的，而是一个持续的历史过程。
从实践哲学立场看，任何理论都必须实现于实践之中，而这又必须通过实践主体才有可能，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主体既然是人民大众，因此，以中国化、时代化了的马克思主义装备人民群众，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必然环节。
显然，大众化并非只是一种通俗化的宣传策略，而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本质规定所要求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就探讨过理论掌握群众的方式，后来列宁的“先锋队理论”
，葛兰西的“领导权”
理论，都是对马克思之理论掌握群众方式理论的推进。
但这当中，尤以毛泽东的“群众路线”
理论贡献最为显著。
而今天倡导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亦正是对毛泽东“群众路线”
理论的推进。
从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或批判的历史科学的立场出发，我们不仅能够在理论上获得一个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内在必然性的视角，而且也能够获得一个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发展过程中何以成功与何以失误的视角。
可以说，如果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原则，就能够获得理论和实践上的成功；而如果背离了这一原则，就不可避免地会在理论和实践上导向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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