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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鸦片战争而来的国门打开，西方的各种思想也一并涌入中国。
一开始，士大夫们尚对传统文化有着足够的信心，能稳住阵脚，试图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而将西方的东西纳入中国传统文化之中。
但随着局势变化，这种自信逐渐被打破。
于是乎，知识精英便径直向西方去寻求救国之真理。
“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
[2]这当中，尽管人们由于种种原因而接受了各不相同的西方学说，从而救国之主张各不相同，但基于救亡图存、民族振兴之目标，进化论与各色社会主义学说却一般地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进化论之所以流行，在于进化论并非仅仅是一种生物学说，而是其中包含着可作多种解释的意蕴，特别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对于落后民族的警醒作用。
严复在《译〈天演论〉自序》中便说，此书“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
。
而其所以能起到唤醒民众，“使读焉者怵焉知变”
[3]，则正如余英时所言，“严译《天演论》风靡全国正是因为它为‘改变世界’的可能性提供了‘科学的’根据”
[4]。
这里余英时之所以将“科学的”
打上引号，恐怕在于认为对许多中国人来说，他们并未将进化论理解为一种只是解释世界的科学，而是将之作了警醒民众以改变世界的工具。
事实上，一般常识所理解的进化论并非是正统的达尔文进化论，而是杂混了拉马克进化论思想。
因为达尔文进化论强调的是物种自然变异，然后适应环境者生存，其中并无物种能动改变自身之意，而拉马克进化论则强调高等动物能动的自我进步能力，可通过获得性遗传而进化自身的“用进废退”
的观念，更易引出“自强保种”
的结论。
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并不区分达尔文主义与拉马克主义，而是当作一个笼统的观念来看。
此外，进化论与中国传统思想的某种亲缘关系，也使得国人极易接受这一学说。
李泽厚认为：“从晚清起，严复翻译、介绍的进化论在中国便一直深入人心，风靡不衰，从饱读诗书的士大夫到年轻一代的知识者，曾非常迅速地抛弃千百年‘一治一乱’、‘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循环论的历史观和‘复三代之盛’的历史退化论，似乎并无任何思想困难或情感障碍，便接受了以生物学为基础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这个现象值得注意。
它似乎说明，中国由于没有真正强烈的宗教信仰，知识者仍然习惯于用自己的理性来判定衡量和估计事物，这种理性是一种经验论的理知，它排斥着纯粹的抽象思辨和非理性的情感狂热，而与现实生活的经验感受和积极意念连在一起。
所以它没有‘上帝造人’之类的思想情感上的阻碍，也没有从宿命论角度来安然接受‘弱肉强食，优胜劣败’的结论，而仍然追求和呐喊着自立自强和刚健奋起。”
[5]说由于中国没有强烈的宗教信仰，而易于接受进化论，自无问题。
我们知道，进化论由于与基督教神学相悖，在西方曾引起了轩然大波，甚至直到今日，仍有一些极端主义的宗教人士予以反对。
但这似乎并不能说明全部问题。
根本的问题恐怕在于西方观念或思维方式上的二元对立。
将这一二元对立置于宗教背景下，便是精神与物质的对立、灵与肉的对立。
而进化论似乎要跨越这一对立，这便不能不与其传统处于激烈冲突之中。
而在中国，由于传统哲学崇尚“变易”
之观念，视世界万物皆为一大化流行之过程，并不存在西方流行的那种二元对立思维方式，故接受起来毫无思想障碍。
故似不必依李先生之说，先是认为进化论与中国传统背离，再引入一个“实用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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