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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又终觉这说法有牵强的地方，而胡汉民则对利亚诺（胡汉民译为“列拿努”
）的驳论断然予以反驳。
胡汉民写道：“因为马克斯在经济学批评等著作上，既确认社会之生产力为社会的原动力。
而在共产党宣言上又说从来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一眼看去，很像自相矛盾，然仔细考求，他的学说却是一贯联络的……阶级对立、阶级斗争，都是经济行程自然的变化，故此在一方可以说社会生产力为历史之原动力，在他一方可以说从来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即由社会生产力变化而来……马克思的话，实在没有矛盾。”
[56]
对于前述论者的说法，如果人们仔细比较一下李胡二人之文章，其实并不能看出其间有什么原则上的不同，而倒是会看到诸多说法相似之处。
如对于利亚诺对马克思的驳论，二人都以将阶级斗争纳入经济行程自然的变化的方式予以反驳。
周纵策先生说胡文“几乎是逐条对李的文章进行直接批驳”
，真是不知从何说起。
当然，胡文关于唯物史观之创立人与李大钊说法不同，但这一不同是基于二人对唯物史观定义的不同，而并非李大钊混淆了马克思与孔多塞、圣西门等人的区别，因而算不上是什么实质性的不同，更不是“纠正了李大钊的失误之处”
。
唯一有重要意义的不同之处，便是从行文语气上看，胡汉民似乎更为服膺唯物史观，而李大钊则似乎对利亚诺的反驳显得不太那么自信，“终觉有些牵强矛盾的地方”
。
但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胡汉民比李大钊思想更深刻吗？未必。
如前述，李大钊并不认为在历史必然性与阶级竞争之间只能选择其一，因为在他看来，这两个方面都为改造社会所需要。
而上述解决方式其实是将阶级斗争归结为了历史规律之中，而这样一来，阶级斗争也就不再是一种能动的活动，而成了一种为历史必然性所决定的东西。
这种解决方式如果展开的话，其实也就是卢卡奇借助于黑格尔辩证法所行之事。
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那样，卢卡奇最终将能动的阶级意识归结为了某种历史的必然性，虽然从理论上似乎解决了矛盾，但实际上依然消解了无产阶级意识的能动性。
显然，如此理解的阶级竞争并不是李大钊所想要的。
在这种情况下，李大钊对这种解决方式持一种有保留的看法，认为虽然可以自圆，但若从改变世界的实践所要求的能动性来看，则终觉有不妥之处。
故他宁可让这种矛盾存在着，而不愿用某种方式将其在词语上消解。
以笔者愚见，这恐怕是李大钊更为深刻的地方。
而胡汉民的解释，虽然从理论上看要更为圆融一些，但却取消了阶级竞争的能动性。
周纵策先生说胡文“几乎是逐条对李的文章进行直接批驳”
，虽然缺乏依据，但说“戴季陶和胡汉民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与李大钊不同的，前两人强调这一理论的民族主义的涵义，而李追随的是阶级斗争，这个因素导致了他们后来的分裂”
[57]，却是实情。
而最终导致这分裂的深层思想原因，恐怕正在于李大钊基于其早年的青春哲学之推崇“自由意志之理”
，对马克思主义作了独特理解，而对于阶级竞争的看重，不过是在其早期基本哲学观念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的独特理解罢了。
这种理解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其早期思想的一种马克思主义延伸。
若从前述第二国际、卢卡奇及葛兰西对于决定论与能动论关系处理之理论上的得失来看，恐怕李大钊这一独特理解更近于葛兰西，从而至少更有助于在实践上较好地处理这一关系。
也恐怕正是基于此，他才不愿为了理论逻辑上的自圆，而损害了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
[1]参见附录：《改变世界的哲学何以可能》。
[2]《毛泽东选集》第4卷，15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英］赫胥黎：《天演论》，严复译，Ⅶ、Ⅹ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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