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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也不难在其列举中看出他是将唯物史观与辩证法、唯物论并列的。
如果这样将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并列，便必定会得出结论，仅仅唯物史观还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部分，因而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来说就还是不完整的，因而就是有局限的，需要加以补充和改正的。
这大概也就是后来人们要补上辩证唯物主义之内容的缘由，也是后来人们评价集中于唯物史观传播的标准。
但这一标准既然是立基于苏联教科书体系的，而非基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自身之理论的，且如前述，亦非李大钊等人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之构成，则其合理与否便是可进一步讨论的。
3.对马克思主义内在张力之意识
李大钊已然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张力。
他写道：“马氏学说受人非难的地方很多，这唯物史观与阶级竞争说的矛盾冲突，算是一个最重要的点。
盖马氏一方既确认历史——马氏主张无变化即无历史——的原动为生产力；一方又说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就是说阶级竞争是历史的终极法则，造成历史的就是阶级竞争。
一方否认阶级的活动，无论是直接在经济现象本身上的活动，是间接由财产法或一般法制上的限制，常可以有些决定经济行程的效力；一方又说阶级竞争的活动，可以产出历史上根本的事实，决定社会进化全体的方向。”
李大钊此处所论显然涉及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内在张力。
对此张力，李大钊承认利亚诺（Eugeninano）驳马克思的一段话是“可谓中了要厄”
，但认为“这个明显的矛盾，在马氏学说中，也有自圆的说法”
，即“马氏实把阶级的活动归在经济行程自然的变化以内”
，但也承认这个解释“终觉有些牵强矛盾的地方”
[51]。
显然，对于这一张力，李大钊不同于流俗理解之处，正在于他没有去刻意地否认或者以某种方式加以消解。
因为他看到了问题的实质在于这一问题涉及理论解释与实际行动之间的张力问题，并不能用一种单纯的理论方式予以消解。
李大钊显然也熟知第二国际的机械决定论或定命说的危机，因而他也就知道单纯的理论上的能够自圆的说法并不能解决实际上的问题。
他说：“有人说，历史的唯物论者以经济行程的进路为必然的、不能免的，给他加上了一种定命的彩色，后来马克思派的社会党，因为信了这个定命说，除去等着集产制自然成熟以外，什么提议也没有，什么活动也没有，以致现代各国社会党都遇到很大的危机。
这固然可以说是马氏唯物史观的流弊，然自马氏与昂格思合布《共产者宣言》，大声疾呼，檄告举世的劳工阶级，促他们联合起来，推到资本主义，大家才知道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绝大的功绩。”
显然，在李大钊看来，马克思主义决不是坐等历史必然性自行发生的定命论学说。
不仅如此，这唯物史观之决定论的观念亦有其实践之用途：“在别一方面，也可以拿这社会主义有必然性的说，坚人对于社会主义的信仰，信他必然发生，于宣传社会主义上，的确有如耶教福音经典的效力。”
[52]不久之后，李大钊又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一文中指出：“有人误解了唯物史观，以为社会的进步只靠物质上自然的变动，勿须人类的活动，而坐待新境遇的到来。
因而一般批评唯物史观的人，亦有以此为口实，便说这种定命（听命由天）的人生观，是唯物史观给下（的）恶影响。
这都是大错特错，唯物史观基于人生的影响乃适居其反。”
其例便是，“晚近以来，高等教育机关里的史学教授，几无人不被唯物史观的影响，而热心创造一种社会的新生”
[53]。
诚然，若从理论上看，李大钊的这种对于历史必然性与阶级斗争关系或决定论与能动论关系的处理方式，是有着某种不能令人满意之处的。
但若说换一种在理论上似更能自圆其说的方式会更好一些，则要看其提出的是什么样的方式。
比如，许多论者提到与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差不多同时发表的胡汉民的论著《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54]，认为胡汉民“在某种意义上，他对唯物史观在学理上的阐述更为准确”
，“胡汉民对唯物史观的理解要比李大钊深入”
，或者说，在对于唯物史观一些问题的理解上，“胡汉民显然比李大钊正确”
，甚至还有人认为“他的长文《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几乎是逐条对李的文章进行直接批驳”
[55]。
论者们所说的主要是指李大钊对于利亚诺对马克思的驳论承认其“中了要厄”
，尽管说马克思“也有自圆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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