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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正是苏联哲学教科书提供给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解的材料。
但是，毛泽东对苏联教科书的研读却并非无批判的接受，而是基于自己的理解，特别是基于自身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前见”
作了批判性的重构。
这一点正是下一章所要详细分析的内容。
就此而言，苏联哲学教科书对于毛泽东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起的作用只是阶段性的。
一方面，他借助于这些教科书而逐步熟悉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但另一方面，他又逐渐不满意于这种带有明显理论哲学倾向的教科书体系，并以自己的方式对之进行了超越和改造。
[1]张东荪：《唯物辩证法之总检讨》，转引自许全兴：《中国现代哲学史》，29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2]《毛泽东选集》第4卷，14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转引自郭建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历史、现状与方法论》，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5（5）。
[4]《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25—2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5]参见《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2卷，248—24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在该文中，瞿秋白写道：“文学只是社会的反映，文学家只是社会的喉舌。
只有因社会的变动，而后影响于思想，因思想的变化，而后影响于文学。
没有因文学的变更而后影响于思想，因思想的变化，而后影响于社会的。”
这一说法看上去更像是一种机械反映论。
[6]《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8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7]参见陈铁健：《瞿秋白传》，87页，北京，红旗出版社，2009。
[8]参见陈铁健：《瞿秋白传》，103页，北京，红旗出版社，2009。
[9]《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0]《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1]同上书，18页。
[12]《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3]同上书，15页。
[14]《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15—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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