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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构成的两个方面绝对不平等的对子中，具有支配地位的一方对于另一方的吸纳，通过这种吸纳，将后者提升到前者的水平，即从一种抽象的普遍性与同样抽象的特殊性的对立，达到一种具体的普遍性。
这表现于历史，便是一种把历史理解为曲折发展上升的过程，而非循环的。
中国传统思想却没有这种基于不平等的两个层面之间的关系而形成的曲折上升发展的历史意识。
中国传统的历史观念，是循环论的，亦即刘长林先生所说的“圜道观”
。
“圜道即循环之道。
圜道观，或曰循环论，认为宇宙及宇宙间万物都永恒地循着周而复始的环周运动：发生、发展、消亡。
圜道观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根本的观念形态之一……这种圜道思想《周易》则首次颇为系统地表述出来，自此之后便广为传播。
从哲学玄想到艺术创作，从科学研究到宗教信仰，从时空意识到社会历史、人生价值，从宇宙理论到农业、手工业技术，几乎凡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地方，就可以发现圜道观念的踪迹和影响。
中国文化的诸多其他特征，或者是圜道观念的派生物，或者与其有密切关联，以致从思维方式上看，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特征可以用一个圆圈来表示，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把中国文化称之为圜道文化。”
[75]在这种“圜道观”
的视野中，大千世界，只有阴阳二爻的对立与互动，只有由此而生发出来的种种偶对之象，只有肯定与否定的对偶，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圜道”
之循环运动，而并不存在黑格尔辩证法中那种从抽象普遍性中经与特殊性的相互作用而达致具体普遍性的曲折上升的否定之否定过程。
因此，很清楚，毛泽东对于否定之否定规律地位的批评，可以看作是基于象辩证法立场对于西方概念辩证法的一种重构性理解。
我们这里只是分析了毛泽东在关于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方面以及否定之否定规律问题上与苏联教科书所体现的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但这些已足以表明，毛泽东的辩证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中国传统的“象思维”
的辩证法，或者说，毛泽东的辩证法中包含着十分丰厚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元素。
毛泽东辩证法之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典范，这个“中国化”
之中，必然地包含着运用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接受和转化。
如果我们肯定了毛泽东辩证法之中包含着十分丰厚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元素，则不可避免地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毛泽东的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辩证法的关系呢？
要说明这一问题，必须从西方辩证法形态的演变开始。
西方辩证法经历了一系列变化，即从自然哲学家的直观形态的辩证法，一变而为一种为巴门尼德、芝诺所开创的反思形态的辩证法，进而又转变成了一种为黑格尔所集大成的历史主义形态的辩证法。
但在黑格尔那里，辩证运动的主体是虚幻的绝对精神，从而其历史过程也就只能是一种抽象的超越性本体的运动过程。
不满于这种抽象性，马克思在西方哲学史上率先对那种推崇理论、蔑视实践的形而上学或理论哲学传统进行了颠覆性的批判，建立起了一种现代实践哲学。
[76]而传统中国哲学，如张东荪所言，正是一种实践哲学而非理论哲学。
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同为实践哲学就具有了一种亲和性。
进而，马克思在实践哲学的基础上对黑格尔辩证法进行了一种唯物主义的改造，使得这种抽象的辩证法具有了现实性，从抽象的概念运动转变为对于现实历史过程的概念把握。
关于他的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不同，马克思写道：“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
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
[77]这和他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对黑格尔的批判是一致的：“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
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
[78]这清楚地表明，在马克思那里，概念所表达的决不是超越于现实的本体之类东西，而只是对于现实的一种在精神上再现的方式。
而且，这种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辩证过程，只是思维中发生的过程，是思维用概念的方式对于现实的把握，而决不表示现实本身就是如同概念那样的抽象存在物。
这就与以往把现实归结为超越的抽象思维规定亦即形而上学或唯心主义的辩证法划清了界限。
换言之，与西方传统超越的形而上学不同，在马克思哲学中并不存在一种超越于现实的存在物。
就此而言，马克思的辩证法在西方哲学传统中是与中国传统哲学最为接近的思维方式。
田辰山先生说，“在西方思想传统中，马克思的思想是最有可能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对话的部分”
[79]，是十分有见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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