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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领域分离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平如何制约效率呢？当然，由于经济活动自身并不能构成一个全然自足的活动领域，并不能够自发地实现效率的最大化，而是必须由政治对于经济活动设置某些规范，以使得经济活动能够以一种有序的方式达致效率的最大化，因而，政治活动在这种情况下是需要以直接的方式规范经济活动的。
但是，这样一种规范作用还不是一种以公平价值限制效率价值，而还是在经济生活中支持效率价值的实现。
在这样一个范围内，公平价值与效率价值之间是一致的，其间尚未有冲突。
但是，从根本上说，公平价值与效率价值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别，因而是不可能全然一致的。
在这种情况下，若以公平价值直接干预经济活动，则可能严重影响效率的实现，使得社会发展失去经济基础。
因而，合理的方式只能是一种间接的矫正。
如果说公平对于效率的直接矫正是一种事先的矫正的话，那么，间接的矫正可以说是一种事后的矫正，即在直接的经济活动之外，通过税收等二次分配手段，对于直接的经济活动所导致的不公平结果进行一种事后的补偿，使之趋于公平。
此外，文化价值对于单纯的经济价值的扩张，亦不是无所作为的。
文化价值虽然不能直接地干预经济生活，但文化价值却可以通过文化活动，通过教育等方式，渗透到各个社会成员的思想中去。
既然经济活动也是由人来从事的，那么接受了一种文化价值的活动主体在经济活动中便不可能不使其行为受到某种规范。
这样，文化价值也就在一种间接的意义上对经济价值实现了一种约束。
总之，对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我们必须将其放置在市场经济所导致的社会基本结构和社会生活诸价值之间结构关系的巨大转变的历史背景下来认识，才能够获得一种比较深入的理解。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显示出了实践哲学之辩证方法论的极为精妙之处。
社会生活是多方面的。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们总会面临着如何处理各个方面之间平衡与不平衡的关系问题，这也就是如何以社会生活这个整体去中介各个方面的关系问题，即在何时打破平衡，又在何时使之恢复平衡的问题。
这里的关键在于把握“适当的时候”
或“时机”
，即如何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做适当的事情。
如果做到了这点，那就是达到了中介辩证法的“时中”
境界。
而如何把握这种适当的时机，就决非理论哲学之理论智慧所能奏效，而只能依赖于一种实践哲学的实践智慧。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同上书，72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139、2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9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9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6]参见邓正来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201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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