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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受动性不仅直接地表现为一些文化激进主义者要求全盘放弃包括传统哲学在内的传统文化,而且更为深刻地表现为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现代阐释上。
在强势的西方话语权威的支配下,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中国传统哲学纳入了西方哲学的解释框架之中。
就是那些对传统文化推崇备至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也往往不能超越这种思维定式,甚至比他人更为深刻地把中国哲学西方化了。
仅仅从外部批判并不能改变一种思想的实质,而唯有那种借助于某种实体性哲学或主体性哲学思维范式从内部进行的现代阐释,才是最致命的。
在这种解释下,传统哲学的真精神就从根本上被进一步扭曲了。
哲学所探寻的是人的安身立命之本。
但不是任何哲学都能够为任何人提供这种安身立命之本的,特定的人们对于精神家园有着特定的要求。
对于缺乏回家了的亲近感的“家园”
,人们是不会长久地留恋的。
为了生存,为了不被开除“球籍”
,我们曾经义无反顾地离开了世世代代生活于其中的“家园”
,并试图接受新的“家园”
。
然而,纯粹为了功利的目的而建立起来的“家园”
,并不是适当的安居乐业之所,人们在精神上仍然飘**着、流浪着。
因而,我们必须建立起新的精神家园。
而为了我们能有一个亲切的新的“精神家园”
,我们必须回归中国哲学的真精神,而为了能回归这种真精神,我们便必须回归实践哲学思维范式。
但回归实践哲学思维范式,为国人重建亲切的精神家园,不仅从国人的主观方面看是必要的,而且在客观上亦是可能的。
这可能性就在于回归实践哲学思维范式同时亦正是为人类实践方式所决定的思维范式的转换所要求的。
如果我们不把思维活动抽象化,而是看成人类生活的一个方面,就不难证明,人们的思维方式与实践方式是必然地内在一致或同构的。
一定的思维方式必然对应于、匹配于一定的实践方式,反之亦然。
如前所述,西方哲学从古至今所经历的从古代实体性哲学、近代主体性哲学到现代实践哲学的发展变化,正是取决于思维方式与实践方式的匹配关系。
古代哲学之为一种实体性哲学,正是因为这种哲学是与古代的实践方式或做事做人方式相匹配的;而近代哲学之为一种主体性哲学,亦正是由于这种哲学是与近代以来的实践方式相适应的。
近代以工商经济为基础的实践方式虽然一般而言改善了人类的生存状况,但却也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启蒙所承诺的华美约言并未实现,主体性的高扬也带来了主体的异化。
这就促使人们去寻求一种能够克服近代实践方式之弊端的新的实践方式。
与对这种实践方式探求相呼应,便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现代哲学。
各种流派的现代哲学虽然主张各异,但在力求克服近代主体性哲学思维范式的弊端这一点上,却有着高度的一致性。
这种一致性体现在各家现代哲学以不同方式对主客二分的思维定式的超越和向人类生活本身的回归上。
这种回归在某种意义上是向人类文明初曙时期那种原始的实践哲学思维范式的回归。
而最先明确地建立起实践哲学思维范式的现代哲学家,无疑是马克思。
再回过头来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看到,在刚刚过去的短短的几十年内,竟然急速地走过了西方哲学用了数千年才跨过的理论空间。
而制约与引导着这一变化的,正是实践方式的变化,正是在短短几十年内我们的实践方式的急速变化。
这些情况表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复归于实践哲学,不仅在为国人重建亲切的精神家园的主观方面是必要的,而且在客观上亦是可能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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