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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样宽泛理解的“思维方式”
并不足以将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区别开来。
近年来则有学者，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时注意到了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强调了传统思维方式对于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影响作用，因而对此一问题的研究有重大推进。
但就目前的状况而言，这些研究还显得较为粗疏，在理解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以及毛泽东等人的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哲学的关系等问题上，还有进一步拓展之宽广空间。
此外，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规定上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内在必然性方面，亦有待深入探讨。
总之，以笔者之见，在对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系统反思的基础上，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再阐释，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尚是一个有待完成的重大综合性理论课题。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进行这种研究呢？笔者以为，要成功地进行这种研究，就必须改变以往那种抽象的研究方式，这里指的主要是那种脱离现实实践的只是解释世界的理论哲学的思维方式。
理论哲学思维方式的表现之一就是纯粹的哲学思辨，而无视其他经验性研究成果。
但这一前提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一种只是满足于解释世界的旧形而上学或理论哲学了，而与马克思主义以改造世界为指向的实践哲学性质是明显不符的。
实践哲学，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其对理论或思维的真理性的理解是，“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
[2]。
这就是说，在实践哲学中，并不存在抽象的真理，任何真理都是不脱离实践的，因而是现实的、具体的。
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才终其一生不断地推进自己的理论创新，不断地将自己的研究从哲学扩展到政治经济学，扩展到历史学、社会主义理论等领域，以便进一步将理论现实化、具体化，使之更具“此岸性”
。
那种认为马克思在某一阶段创立了唯物史观，又在某一阶段将其应用于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研究的观念，无疑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理解。
因此，在实践哲学视野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是简单地对于既定的普遍原理的个别应用，而本身就是理论的进一步具体化、现实化、此岸化，亦即理论的发展创新。
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为核心的概念共产主义社会为例，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中便经历过多次的现实化、具体化过程，而这一过程也就改变了这一概念的内涵，并进而也改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涵。
最初，共产主义社会往往在对于旧社会否定的意义上被理解为一个笼统的整体。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产主义社会就是对于劳动异化的扬弃，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共产主义也只是被理解为分工和私有制的消灭。
但经过长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和对于巴黎公社革命经验的总结，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提出了共产主义社会两阶段的理论，即共产主义不再被理解为一个笼统的整体，而是被划分为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且两个阶段通行完全不同的社会原则，第一阶段的按劳分配的“平等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
，而高级阶段的按需分配则“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
。
其后，列宁首创社会主义在一国首先胜利的理论，毛泽东首创农村包围城市夺取革命胜利的理论，也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共产主义社会的观念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涵。
但是，毫无疑问，对于共产主义社会观念改变最大者，还是邓小平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而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3]这一理论意味着，共产主义在经过一百多年的探索之后，已经获得了更为现实的规定，包含了更为丰富的内容。
显然，在今天，要对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有深刻的把握，也就必须像马克思当年所做的那样，与各相关社会科学进行富有成效的对话，对其实证性研究进行分析、综合、概括、提升，以形成关于中国道路的总体性哲学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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