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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80年代，鲜有从社会发展的总体方式意义上谈论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至90年代，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等概念开始较多地出现，但往往是从某一行业方面讨论的，如航运、金融、医疗、保险等。
从社会发展的总体方式意义上谈及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开始于世纪之交。
在一开始，这些讨论基本上都是从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层面进行的，直到近几年，才开始有了哲学层面的讨论，但尚未形成哲学界关注的热点，文献数量也很少。
已有哲学层面的讨论主要涉及的问题有：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道路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理论、东方社会理论对于中国道路的理解，中国和平主义发展对于世界未来发展方式的贡献，中国道路、中国经验所包含的人本思维、功能思维或务实思维、中道思维、和谐思维等方法论原则等问题。
这些讨论对于从哲学层面反思中国道路无疑具有开拓性的意义，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讨论尚欠深入，尚未达到较为全面系统把握的程度。
对一些重大问题，如中国经验中的公平正义问题，中国道路与中国市民社会、公共领域、公共精神问题，中国道路对于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意义等问题，尚未涉及或涉及不深。
其次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再阐释。
国内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再阐释自改革开放以来就已经开始了。
围绕着数次大讨论，如真理标准问题、人道主义问题、实践唯物主义问题等，不少学者都尝试着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体系进行改变。
起初，多是出于理论上拨乱反正的需要，后来则逐渐出现了新的阐释体系或阐释纲领。
这些新阐释的主要理论倾向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原则、主体性原则，可一般地称为主体性哲学倾向或转向。
这一理论倾向无疑是与实践上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相适应的。
而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国内学界则开始了对于这一主体性哲学倾向的反思，并进而提出了一些新的阐释原则。
这些原则被表述为实践哲学、后主体性哲学、生存论或后形而上学等，所强调的是对于主体性原则的超越，可一般地称之为实践哲学或后主体性哲学倾向或转向。
这两次理论转向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体系的发展，无疑产生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但这两次理论转向也有两方面的重大不足。
一个不足是，这两次转向虽然在理论意蕴上适应了中国社会实践的发展，但在理论形式上却往往是借助于其他哲学对于马克思哲学的再阐释实现的，而非经由中国哲学家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内在进展。
另一个不足则是由于与中国道路或中国经验凸显出来在时间上的差异，这两次转向均未能包含对中国经验的理论提升。
再次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再理解。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初人们大多是从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来理解的。
从当时人们所面临的问题考虑，这样一种规定的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
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本身又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并不仅仅限于此。
如果考虑到中西之间不仅在各种显性的文化成果上，而且在内在的思维方式上，有着最为显著的不同，而这种思维方式上的重大差异不可能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重大的文化事件之中体现出来，因而对于这一问题的深入理解，就应该进一步从思维方式的差异上来提出问题，即考察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的影响作用，特别是考察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典范的毛泽东哲学之形成中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所起的作用。
不从中西思维方式差异的高度着眼，就难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层中国化。
随着研究的进展，人们也从中西文化、中西哲学差异方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这些研究大多或只限于从毛泽东等人的哲学思想对于中国传统哲学某些内容的继承和汲取着眼，或者只在一种笼统的意义上谈论中国哲学传统，而并未上升到思维方式的差异上面来。
此外，也有一些学者论及中国思维方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意义，但这些论述中的思维方式概念却多是在一种比较宽泛的意义上使用的，例如，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往往被概括为“‘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
，“致思实用”
、“体用合一”
、“躬行实践”
、“内圣外王”
，“哲学与重大现实问题相结合，与伦理、人生问题相结合”
，“实学精神”
，“强调立足于现实、立足于实践，来发现、把握现实的矛盾运动，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促成矛盾的转化”
等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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