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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哲学如前所述是对于西方理论哲学的反叛，因而是一种现代实践哲学。
这种实践哲学是通过对于长期占统治地位的理论哲学的超越而实现的，是对于传统理论哲学思维方式的一种否定，但这种否定只能是一种辩证的否定，即扬弃，而不可能是一种绝对的否定，因而，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就必定是包含着被辩证地克服了的理论哲学的因素的。
与之相反，在中国哲学传统中却从未形成一种强大的理论哲学传统，而只有实践哲学的独尊，因而这种实践哲学就只能是一种未经过对于理论哲学克服而形成的直接性的实践哲学，即一种直接的古代实践哲学类型。
这样，就思维方式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虽与中国传统哲学具有某种亲和性，但二者之间仍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重大的差异。
这种差异也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之间是有着重大差异的。
马克思哲学毕竟是源于西方文化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是与西方文化传统分不开的。
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第一次对共产主义理想所作的系统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其与中国传统理想世界的重大差异。
马克思在那里写道：“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
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
[10]显然，从概念上说，在中国传统哲学中，人们并没有像西方哲学那样，把现实存在以主客分立的思维方式把握为“存在和本质”
、“对象化和自我确证”
、“自由和必然”
的对立和矛盾，因而也就不存在理想世界中对这些矛盾与对立的克服。
更重要的是，对这些对立、矛盾的克服意味着对于现实生活的绝对超越，而这种绝对超越的境界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也是不存在的。
在《资本论》的最后手稿中，马克思不再认为在生产劳动领域中就能实现理想世界，而是认为物质生产的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
，而“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
，“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
[11]。
与早先的思辨性论证不同，这里的论证无疑是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的，但在对理想世界本身的规定上，却也具有明显的西方文化特征。
这种将理想世界理解为“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
的“真正的自由王国”
，显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不存在的。
而这种不同的存在，也就意味着存在着将这种差异消除的理论任务，而这就正是作为人生观方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这种差异的消除并非一定意味着将共产主义理想作纯粹中国式的理解，而很有可能是双方的相互调适，但无论如何，消除的任务是存在的。
事实上，对于共产主义理想的中国式理解早就存在了。
我们知道，在马克思那里，对于共产主义的论证是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结果来进行的，这当中，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因为只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才能够消除社会分工，从而才能够消灭私有制，消灭一切妨碍人的自由发展的东西。
但是，令人感兴趣的是，在国内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除了将共产主义社会描述为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或物质财富的极大涌流之外，还大都特意加上了一条人民道德品质或精神境界的极大提高。
而仔细玩味这一增加，不难发现，其中仍有着从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理解共产主义的意味，即仍然在某种意义上把共产主义理解为一种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君子国”
。
但这类中国化多半仍是在潜意识中进行的，而现在需要的是人们进行系统的论证、系统的建构。
而系统地构建起这样一种人生观，当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一步发展的一个根本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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