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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表明了中华民族在政治上的独立，后者则表明了民族在经济上的实力和人们现实生活问题的基本解决。
这些说明，为什么活着的人生观问题将会成为困扰国人的重大问题，从而也就成了哲学不能不予以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
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也就理应将人生观方面的中国化包含于其中。
人生观的中国化比之方法论的中国化有着更为重大的必要性。
方法论作为“做事”
的指导原则，由于要成功地“做事”
不可避免地要以服从外部世界的规律为前提，因而具有某种强制性。
行为主体要想取得事功上的成就，就不能不使自己在主观上认同这些能达于成功的方法论原则。
但人生观则不同，它是一种理想目标、一种境界，在某种程度上并不完全受外部世界的限制，具有强烈的主观性，因而也就具有强烈的民族传承性。
这是说任何人的理想世界都不可能是完全由自己独立地形成的，而不可避免地是在其文化传统中形成的，因而便必定具有继承性。
理想世界作为一种追求目标，赋予了人们全部生活以某种意义，因而构成了人们的安身立命之本，也可以说构成了人们的精神家园。
既为精神家园，是人们梦寐而向往的圣地，就必能给人们以亲切感，而只有源于本民族文化传统中的理想世界，才能使人感到亲切。
而任何源于其他民族文化传统的理想世界，则一般地不可能给人们以这种亲切感。
而一种不能给人们以亲切感的人生理想是缺乏感动人心的力量的。
因此，一种哲学人生观，若要有力量，就必须民族化。
具体到中国而言，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人生观方面也必须进行一种中国化。
这比之在方法论方面的中国化甚至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
人生观方面中国化的必要性还在于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相比有其极为显著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决定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理想世界与西方文化传统中的理想世界必定有着极大的不同。
而这种不同要求人们必须把一种源于西方哲学传统的人生观与中国传统的人生观结合起来，使这种理想世界成为能给中国人以亲切感的精神家园。
关于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不同，许多中外研究者对此进行过深入的探讨。
一般说来，哲学的本质差异根源于思维方式的差异。
中西哲学各自的特质亦当植根于哲学思维方式的差异。
对此，中西方的一些学者早已有所认识。
与主客分立的理论哲学的思维方式相对应，西方文化传统中的理想世界一般而言是超越的存在，即在现实的生活世界之外的存在。
此亦即现代新儒家所说的“外在的超越”
。
而中国传统的非主客分立的实践哲学的思维方式却决定了中国人的理想世界一般而言是非超越的、现世的，而非彼世的。
现代新儒家创造了一个“内在的超越”
的概念来表达与西方的不同，虽有种种不妥切之处，但大致上亦能表明中西方文化理想的根本性差别。
基督教的天国理想与中国儒家的大同世界理想恐怕最能表明两种文化中理想世界的差别了。
“天国”
是彼世的，而“大同”
则是此世的。
即便是中国道家的神仙理想，亦不过是此世的长生久视，即此世的延伸，而决非在一个超越的永恒世界中的存在。
一种与此世全然不同的永恒的天国理想，是与中国人传统的理想世界格格不入的，从而对一般中国人而言是不会有亲切的精神家园之感的。
[9]这种思维方式的截然对立，指明了建基于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之上的中国传统哲学，正是一种与作为西方主导性哲学传统的理论哲学不同的实践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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