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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观念的这一转变，其意义非同小可，它意味着一种与古代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念的形成。
据此，凡是能用数学这种理性的典型形式处理的事物，便是真实而客观的，是第一性质；而凡是不能以之处理的，便只能被打发到主观的、缺乏真实性的第二性质的领域中去。
于是，在这一新的世界观念中，便最终达到了“笛卡儿那著名的二元论：一方面是由一部在空间延展的巨大机器构成的世界；另一方面是由没有广延的思想灵魂构成的世界”
[14]。
但这样一来，近代科学意识便导致了一个巨大的矛盾：一方面是有广延的客观的物质世界，它犹如一架数学机器，服从机械因果关系的支配；另一方面则是无广延的主观的精神世界，拥有意识、目的、情感等。
在古代和中世纪那里尚还模糊的人的能动作用与超越于人的力量作用之间的紧张关系，便被明明白白地揭示了出来。
现在，如果物质与精神“这两个实体中的每一个都绝对独立于另一个而存在，那么具有广延的事物的运动是如何产生没有广延的感觉的呢？没有广延的心灵的思想或范畴怎么可能对物体实体有效呢？没有广延的东西怎么能够知道一个具有广延的宇宙，又怎么在这个宇宙中达到其目的呢？”
[15]“第一性质”
与“第二性质”
的截然区分，导致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截然区分与对立，人与自然的连续性被彻底割断，同时也体现着现代意识与传统意识的断裂，尤其是近代科学思想与传统基督教思想的对立。
在近代科学意识的冲击下，一方面，传统意识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改变，另一方面，这种改变从可能性上说并不是无限制的。
人是一种历史的存在，他不可能完全割断历史，在一种全新的基础上生存，在精神文化领域尤其不可能。
同时，人也是一种统一性的存在，他不可能在一种处于巨大分裂的意识中生存。
为了人能够正常的生存，他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克服这种对立，并建立起新的统一。
近代哲学的任务，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把握住这种对立，并进而探讨克服、调和或者至少弱化这一对立的方式。
笛卡儿以来的近代哲学家都意识到了这种对立，并试图以某种方式在其哲学中予以表达，进而加以解决。
但在起初，哲学家们并未能充分表达出这种对立，而是往往以某种方式模糊了这种对立，也就谈不到解决了。
近代哲学家中，康德是第一个清楚地意识到了近代科学所带来的这一对立的关键性人物。
他的现象与物自身的区分、自然与自由的区分、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区分，都是试图把握住近代科学所造成的这一对立，并以某种方式将其在理论上予以解决。
显然，要重建统一性，只有首先把握住近代精神中的这一巨大对立才有可能。
而这，便是近代西方精神文化的实情。
就此而言，只有康德最为深切地抓住了近代精神文化的实情。
只有在康德哲学所揭示的近代精神深刻对立的基础上，才可能进一步去以某种方式克服这一对立。
康德之后的费希特、席勒、谢林，特别是黑格尔，都是在康德所奠定的基础上建构自己的解决方案的。
无论黑格尔如何批判康德，他对康德的奠基性贡献始终是肯定的。
没有康德的奠基性工作，从费希特到黑格尔的后续工作便没有可能进行。
比照近代西方社会生活与哲学所发生的变化，我们不难看到，自鸦片战争以来国人所遇到的问题与西方社会在近代所遇到的问题大致上是相同的。
唯一不同的是社会生活的巨变在西方是内在地发生的，而在中国则是从外部引发的。
这导致在西方只是古今之争的问题，在中国则变成了古今、中西之争的绞缠。
但无论如何，中国思想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是与之类似的，那就是把握住和揭示出这一对立，并建立起新的统一性来。
哲学是一种对于现实生活中重大问题的象征性解决。
因此，这种象征性解决是否有效，是否成功，首要的关键便在于对于现实生活中问题的把握。
如果哲学思想如其所是地把握住了现实问题，那就为解决问题奠定了一个前提；而如果哲学思维未能把握住真实问题，那就根本谈不上真实地解决问题。
如果由于某种原因而未能把握住这一对立，其结果就是不可避免地要错失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机会，从而错失复兴中国哲学之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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