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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讨论的是马克思的思想，就必须首先看马克思是如何说明这一关系的。
马克思有关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论述无疑很多，但与我们此处问题相关的却只有几处。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二条中，马克思写道：“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
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
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
[84]
此处论及了思维或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强调思维对于实践的依赖性，但并未进一步阐述其依赖方式。
而在《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一文中，马克思则作了一种说明：“在一个学究教授看来，人对自然的关系首先并不是实践的即以活动为基础的关系，而是理论的关系……但是，人们绝不是首先‘处在这种对外界物的理论关系中’。
正如任何动物一样，他们首先是要吃、喝等等，也就是说，并不‘处在’某一关系中，而是积极地活动，通过活动来取得一定的外界物，从而满足自己的需要。
（因而，他们是从生产开始的。
）由于这一过程的重复，这些物能使人们‘满足需要’这一属性，就铭记在他们的头脑中了，人和野兽也就学会‘从理论上’把能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同一切其他的外界物区别开来。
在进一步发展的一定水平上，在人们的需要和人们借以获得满足的活动形式增加了，同时又进一步发展了以后，人们就对这些根据经验已经同其他外界物区别开来的外界物，按照类别给以各个名称。
这必然会发生，因为他们在生产过程中，即在占有这些物的过程中，经常相互之间和同这些物之间保持着劳动的联系，并且也很快必须为了这些物而同其他的人进行斗争。
但是这种语言上的名称，只是作为概念反映出那种通过不断重复的活动变成经验的东西，也就是反映出，一定的外界物是为了满足已经生活在一定的社会联系中的人（这是从存在语言这一点必然得出的假设）的需要服务的。”
[85]
马克思这里的说明似乎有一种把思维或理论归结为实践或行动，从而取消理论之任何独立性的行为主义或实用主义的嫌疑。
但是，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关于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论述中，马克思似乎又提供了另外一种说明：“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
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具体总体作为思想总体、作为思想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是，决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驾于其上的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
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世界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
实在主体仍然是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只要这个头脑还仅仅是思辨地、理论地活动着。
因此，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
[86]在这里，马克思似乎强调的是思维把握世界与实践、艺术等把握世界方式的不同，而且特别强调思维及其产物与作为“实在主体”
的社会的不同，即思维具体与实在具体即社会生活的不同，并把这一点作为与黑格尔唯心主义相区别的唯物主义方法之特征。
如果在马克思这里，理论思维之把握世界是不同于实践等方式的，那么，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就是与行为主义或实用主义不同的。
但这样一来，却又重新回到了那个难题，如何说明这种不同的产生。
此外，针对有人试图把他视作为“历史科学”
的历史唯物主义“拔高”
为思辨的历史哲学的做法，马克思曾严正声明：“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
[87]这一对其理论作为可错的经验性科学的强调，也似乎表明，马克思是坚持他的唯物主义方法与黑格尔的将思维与存在视为同一的唯心主义的不同，而这种不同进而意味着理论与实践的根本性差别。
的确，立基于我们当前的视界，关于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系，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只能找到或者是一种近乎于实用主义或行为主义的归结性说明，或者是一种对于理论思维之不同于实践等活动方式的肯认，而还不能找到一种在肯认这种不同的基础上的对于所涉及的两项间关系的系统说明。
看来，这似乎是马克思留给后人的课题。
七
或许，我们应该看看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探讨。
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关于“人的实践经过亿万次的重复，在人的意识中以逻辑的式固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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