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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此之故，这一理论一经引入理论界，便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一时间借用此一理论讨论历史规律与人的能动活动关系，便成为一种风尚，甚至还有人借助这一理论框架构造起了历史哲学的体系。
然而，尽管可能性空间理论是主体性哲学视野中关于历史规律与人的能动作用关系问题上最为合理的理论了，但此一理论仍不可避免地有着主体性哲学的严重缺陷。
这一理论把规律视为一种可能性空间，看似将客观规律性与主体能动性合理地结合了起来，但只要进一步追问便会发现，问题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而是仍有重大困难。
问题根源于这一理论的本体论预设。
按照这一本体论预设，一方面是为客观规律以界限可能性空间方式所支配的世界；另一方面则是具有选择能力的人类主体。
这里的问题是，人所据以进行选择的能力是从何而来的？且人何以就不在那为客观规律所支配的世界之内呢？不难看出，这样一种本体论预设正是一种典型的笛卡儿式的心物二元论本体论的变种。
既然如此，那就不可避免地会面临笛卡儿哲学所碰到的种种困难，诸如心物两种实体的统一问题、身心关系问题等。
在笛卡儿主义的立场上，这些问题是无法解决的。
显而易见，基于这样一种本体论预设的可能性空间理论是不可能合理地说明历史规律与人的能动作用的关系的。
当然，可能性空间理论作为一种方法，如果改变其本体论预设，在分析人的实践活动中还是有其意义的。
这是后话。
讨论至此，问题逐渐清楚了，那就是关于在马克思思想中改变世界的历史行动何以可能这一根本性的哲学问题上，迄今为止，人们还只是提供了一些并不成功的解决方案。
这些方案本身也说明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历史客观规律与人的能动作用之间的确存在某种理论上的张力，至少在流行的阐释中是存在着这种张力的。
承认这种张力的存在，是理论上起码的诚实所要求的，也是走向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但面对拉克劳等雄辩而又不无破绽的关于马克思自相矛盾的断言，我们似乎又不能仅止于这一步，而不去尽力去探讨其他的可能。
若这样的话，似乎也有悖于理论上诚实的原则。
就目前讨论的情况来看，前述黑格尔式的历史主义辩证法，以及可能性空间理论的不成功，似乎还并未穷尽全部可能性。
既然如此，理论上的诚实就要求我们再试一试是否还有其他可能性存在。
六
鉴于以往已有如此之多的解决方案，且多出自大家之手，我们这里首先要进行的工作便不应当是盲目地在既有的解决方案之旁再增加一种新的可能性，而是应当停下来反思一下，看看这一理论上的张力或貌似的张力是如何发生的。
而只有揭示出何以会产生这一张力的机理，才有可能进而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
对于本文讨论的问题而言，梅扎罗斯对于历史意识的分析，颇有可参照之处。
他写道：“历史意识的发展集中在三类基本问题上：（1）历史行动（agency）的规定；（2）不仅作为时间之流逝、而且作为运动的变化观，它具有内在累积的特征，因而蕴含着某种进步和发展；（3）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暗含的或自觉的对立，从实现二者的综合来看，为了按照它们更宽泛的意义历史地解释有关事件，必然要超越它们直接的历史特性。
很自然，对一种真正的历史观念来说，这三者都是基本的。
这就是为何陈述‘人是历史的行动者’是根本不够的，只要历史变化的本质自身没被恰当地把握，或是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的复杂的辩证关系受到历史行动的主体的干扰的话。
同样，如果‘上帝’的超凡行为被设想为隐藏在已显示的变化之后的推动力，孤立地从历史理论的其他两个层面采纳的人类进步的观念，是很容易与一种完全非历史的解释调和的。”
[83]显然，梅扎罗斯关于历史意识的分析，大致上也就是马克思下述基本的历史观念的演绎：历史是人的活动所创造的，但并非任意的创造，而是在既定的条件下的创造。
这里且不管梅扎罗斯总体上的历史观念，但从历史行动开始，而不止于历史行动，当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我们的分析就从此开始。
如前所述，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世界的可改变性与不可改变性之间的对待，是同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对待相对应的。
只是由于在他那里，理论活动与实践活动被分配在“永恒的东西”
与“可变事物”
两个世界之中，因而便不存在改变世界的实践活动与世界的不可改变性之间的理论矛盾。
而在马克思这里，亚里士多德式的二重世界理论不再被认可，且如果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某种历史必然性或历史规律被视为历史认识或历史理论的对象的话，则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张力或矛盾便不可避免地要凸显出来。
显然，如果要探讨克服这一张力或矛盾的可能性的话，就必须首先说明这一张力是如何产生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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