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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言而喻，这样一来，来自俄国的马克思主义便不可避免地要对中国产生巨大影响。
毛泽东说“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
[2]。
“找到”
一词，着实耐人寻味。
毛泽东当然知道中国人最先并不是从俄国人那里知道马克思主义的，他后来在会见日本友人时说过，“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日本要比中国早，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是从日本得到的。
通过日文本学习到了马克思主义。
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河上肇写的著作现在仍是我们的参考书”
[3]。
但他之所以这么说，乃是道出了一个并非表面而是实质性的事实，那就是通过俄国人，中国人才将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能够救国救民的东西接受了下来。
进入近代以来，中国人遭遇了二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何以为计？数代中国人苦苦寻觅，诚可谓“众里寻他千百度”
，但只有在十月革命的警醒下，才“蓦然回首”
，发现了救国之“真经”
却在那“灯火阑珊处”
。
从此往后，十月革命的俄国就成了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参照系。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一批旅俄的共产主义者陆续回国，他们带回来的正是苏联版本的马克思主义。
这就同时极大地改变了以往俄语人才和资料缺乏之状况。
由于十月革命的强大影响力，这一时期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尤其成为中国人学习、仿效和宣传的蓝本，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则成为其时传播的潮流。
当然，以何种方式体系化，从理论上讲，并非只能取一种特定的解释体系，而是可能采取多种方式。
这也就是说，体系化在某种意义上说具有其必然性或必要性，但采取苏联模式的体系化则在很大程度上并非是必然的。
比如，卢卡奇就曾经提供了另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的方式，只是这种体系在当时并不为中国人所熟知，加之并无与这一理论体系相匹配的成功的实践经验，故而实际上便很难成为效法之对象。
但在另外一种条件下，却有可能成为仿效之典范。
如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教科书体系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便是试图另构一种体系化的东西，而这种体系化即卢卡奇所复兴的黑格尔主义体系。
但由于种种特殊的历史原因，20年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体系化却只能采取苏联马克思主义教科书的方式。
由于各种机缘与条件，这一体系化的工作是由瞿秋白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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