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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达留日期间就研读过河上肇早年的作品，且如许多论者所指出的那样，曾受到其相当大的影响。
而在20年代末河上肇思想发生转变，提出“实践唯物主义”
的构想之后，李达翻译了他写作于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之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上篇）），这意味着这一工作及对河上肇这一时期思想的研究，亦可能对李达的思想产生了某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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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正如“实践唯物主义”
概念在河上肇那里仍然受苏联教科书体系的限制一样，《社会学大纲》中的“实践唯物论”
也只是对苏联教科书体系的一种有限的修改。
然而，尽管这种修改并非能决定性地改变整个教科书体系，其意义却并非不重要，它说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着自己的独立思考，而并非纯然的亦步亦趋。
《社会学大纲》的历史唯物主义部分的论述，比之《现代社会学》也有所不同。
一是论述更为系统，另外内容及章节排列上也有所改变。
第二篇“当作科学看的历史唯物论”
，是一总论或“序说”
，论述了历史唯物论的对象，以及历史唯物论之为历史观与方法、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并对资产阶级社会学及历史哲学作了批判。
第三篇论述“社会的经济构造”
，讨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构造的历史形态等内容。
第四篇是“社会的政治建筑”
，论述了“阶级”
、“国家”
等范畴。
第五篇论述“社会的意识形态”
。
可以看出，这里的章节结构已与《现代社会学》有所不同。
这些变化可能有对于苏俄教科书的借鉴，而这也大致上成了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历史唯物主义部分的范本。
3.《社会哲学概论》与《社会学大纲》的意义
如果我们把瞿秋白的《社会哲学概论》看作为中国人自己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一个初步成果，而将李达的《社会学大纲》看作为一部相当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样本的话，那么，这两部作品便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上一个阶段的结束和另一个阶段的开始。
如果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外部标志来看，它标志着传播途径或传播渠道从日本的“东来”
向俄国的“北来”
的转移。
但这一转移毫无疑问带来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和形式的重大改变，由第一阶段集中于唯物史观的传播，转向了第二阶段对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强调。
在第一阶段的代表人物李大钊那里，历史必然性与阶级斗争，或者决定论与能动论之间的关系尚比较模糊，或者说尚能出于实践意识或实践智慧的直觉而能予以模糊的平衡；在后一阶段则转到了趋向一极，即趋向决定论的统一性。
尽管在瞿秋白和李达二人那里，表现的方式与程度有所不同，即在瞿秋白那里，强调的是一种近乎机械的决定论和对于自由意志及偶然性的彻底消除，而在李达那里则试图借助于实践的中介作用而予以一种辩证的解决，但最终的理论目标仍然大致上相似，即都倾向于一种决定论。
此外，转向接受苏俄解释的马克思主义，也不可避免地连同其受政治斗争影响而加进的某些内容一并接受了过来。
例如，将唯物唯心作为哲学基本问题，进而把唯物主义与进步阶级关联起来，把唯心主义与保守阶级关联起来，从而将哲学上的理论派别争辩与政治派别斗争直接关联，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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