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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依据列宁《哲学笔记》中的论述，认为“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辩证法的根本法则，是它的核心。
这个根本法则，包摄着辩证法的其余的法则——由质到量及由量到质的转变法则、否定之否定的法则、因果性的法则、形式与内容的法则等。
这个根本法则，是理解其他一切法则的关键”
[46]。
基于这一理解，该书便与当时苏联流行的教科书，如李达自己翻译的西洛可夫等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不同，而是将对立统一规律作为辩证法的核心来论述的。
在诸规律和范畴的排列上，便也是从对立统一规律开始，然后再是“由量到质及由质到量的转变的法则”
和“否定之否定的法则”
。
而对于诸范畴的论述，则似乎虽然借鉴了西洛可夫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之中的安排方式，但又有所改进。
如将“本质与现象”
同“内容与形式”
列在同一节，将“必然性与偶然性”
、“现实性与可能性”
、“法则与因果性”
列在同一节，便与西洛可夫本有所不同。
[47]
此外，《社会学大纲》的最根本的创新点，在于它明确提出了以下命题：“唯物辩证法是唯物辩证法的历史观与自然观的统一，两者统一的基础是社会的实践”
，即是“当作实践的唯物论看的唯物辩证法”
。
这是由于“辩证法的唯物论，以劳动的概念为媒介，由自然认识的领域扩张于历史认识的领域，使唯物论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变成了实践的唯物论”
；“实践唯物论，把实践当作历史的—社会的范畴，解释为感性的现实的人类的活动，并把它作为认识论的契机，所以能够在其与社会生活的关联上去理解人类认识的全部发展史，因而克服观念论哲学的抽象性与思辨性，而到达于唯物辩证法”
；“实践的唯物论，由于把实践的契机导入于唯物论，使从来的哲学的内容起了本质的变革”
[48]。
而其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在于李达对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等著作的深入研究。
李达指出：“马克思彻底的哲学唯物论，在《经济学的—哲学的草稿》（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经完成了它的基础”
，它“给予了把历史唯物论当作哲学唯物论的一构成部分确立的可能性。
而历史唯物论的基础，是由劳动的概念所成就的”
。
这正如袁贵仁教授和杨耕教授指出的那样，“同《社会哲学概论》以及同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相比，《社会学大纲》不仅具有列宁、恩格斯的‘元素’，而且具有更多的马克思的‘元素’；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它阐述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一些重要观点”
[49]。
此外，曾对李达思想有重要影响的河上肇思想观念的转变，也可能影响了李达。
河上肇20世纪20年代后期思想发生了重要变化，基于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论著，特别强调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强调改变世界的实践对于理论的决定作用，理论从实践中产生，理论以实践为基础，并受实践制约。
在《关于唯物史观的自我清算》中，河上肇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接规定为“实践唯物主义”
，认为实践性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其他一切哲学的最本质的特征。
在《社会问题研究》中，他还说实践唯物主义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即在“把实践作为人与自然斗争过程把握的斗争的唯物主义”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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