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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大型社会的有序存在,都不能没有一些能够将最高层与最底层民众联系起来的人群。
在西方传统社会,这个人群一般是传教士,而在中国,虽然没有西方的传教士那样一个社会阶层,但却有一个读书人阶层。
这个读书人阶层中的一小部分能够通过科举而上升到最高层,但多数人会留在社会中,成为基层社会中对广大民众有影响力的精英群体。
而且往昔的统治阶级往往有意识地用这些人引导民众,以淳化社会风俗。
但清末科举制度的废除,却断了这样一种上升之路,使他们无法再行发挥昔日的作用,从而往往最易接受革命思想。
故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若欲获得成功,亦须借助这些能够连接民众的知识青年,通过他们而将民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
这就首先需要宣传知识青年,使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
这一宣传,便是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
首先是哲学的大众化。
2.艾思奇与哲学大众化之成效
对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要性,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有着清醒的认识。
在当时,为了宣传先进文化,大众化、通俗化已是一个潮流。
黄洛峰回忆说:“当时,在党的领导和影响之下,左翼文化运动在上海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大众化、通俗化汇成一股洪流,一浪一浪地冲向各地。”
[55]除“哲学大众化”
之外,当时还有“文艺大众化”
、“社会科学大众化”
、“科学大众化”
诸多口号。
艾思奇自己就写过一些科学普及小品,并鼓励高士其写科普读物。
而且,当时从事哲学大众化通俗化的还有一些人,如陈唯实、沈志远、胡绳等。
但这当中,艾思奇的大众化工作无疑是获得了最大成功的。
据郑易里回忆,1934年,艾思奇在李公朴先生主持的申报图书馆,担任该馆在《申报》副刊“读书问答”
栏的撰稿工作,解答各地读者提出的各种思想问题。
但由于读者日益增多,“读书问答”
远不能满足要求,故从《申报》独立出来,改为《读书生活》半月刊。
艾思奇就是这时开始为每期《读书生活》撰写一篇哲学讲话,后集结成书,以《哲学讲话》为书名出版,后又经修改后改名为《大众哲学》再版。
[56]该书于1935年出版后,大受欢迎,一再再版重印,至1949年仅读书生活出版社就出了32版,加上各地出版社的共有50多版。
[57]
《大众哲学》共有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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