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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进入实践领域或实践世界与进入理论领域大不相同，在这里，要想有效地从事实践，就不能奢谈普遍性必然性，而只能针对具体的特殊的实践场域而具体地构想实践方案，且要根据实践情境的变化而随时随地地修订实践方案。
当然，这不是说普遍必然性的理论与具体特殊的实践无关，而是说，理论要想有成效地进入实践，便不能以一种直接的构造性方式去指导实践，即把具体的实践抽象为理论构造，而只能以一种康德所说的范导性方式去间接地、调节性地关联于实践。
这种非构成性的调节性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便是一种辩证法，即实践辩证法。
如果把理论中的辩证进展视为一种理论逻辑或理论智慧的话，那么，这种实践中将理论作为调节而形成适宜的行动方案的过程实践辩证法便是一种实践逻辑或实践智慧。
这两种智慧不能互相取而代之，却可互相补充。
理论智慧在于尽可能地把握世界的一般规律，最大限度地说明世界；而实践智慧在于基于实践世界中行动者处境的极其复杂多样性而将理论接引到现实生活当中来。
因此，当人们将马克思主义付诸实施之时，便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如何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亦即理论智慧与实践智慧的关系问题。
2.实践中运用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理论轨迹，如果从李大钊1919年正式传播算起，到李达的《社会学大纲》问世，可以说已经大致上完成了从尚不成体系且缺乏内在严密性的理论向体系化理论的过渡。
理论的体系化所要解决的问题是通过辩驳性的争论，战胜竞争性的理论对手，使自身获得最广泛的传播。
然而，吊诡的是，这一理论传播所要求的具有决定论性质的体系化理论，虽然在理论上是战胜竞争性对手的利器，但当其一旦直接进入到具体实践之中，却往往导致相反的结果，即会成为导致实践失败的根源。
这便是教条主义支配政治实践而实行“左”
倾冒险主义，从而导致多次失败的原因。
当然，不能把全部责任都归结为将普遍性理论误置于特殊的具体实践之中，其他国家基于其民族利益的介入，斗争力量的对比等，都可能是产生了影响的因素，但无论如何，将被视为普遍原理的理论直接置入特殊的实践，总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而这就提出了一个重大的思想任务，如何一方面维持已经发展起来的体系化理论，另一方面又能防止将普遍性理论简单地构成性地应用于实践。
因为一方面，既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体系化是必需的，而决定论体系是任何理论的最高理想，那么，为了革命实践的成功，人们必须推进这种决定论的体系；而另一方面，既然这种决定论体系教条主义地运用于实践又是导致实践失败的重要原因，那么，为了革命实践的成功，人们又必须防止这种教条主义的体系化理论的运用。
显而易见，这两个方面的要求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互相冲突的。
人们如何能够一方面坚持理论体系合乎逻辑的普遍必然性，另一方面又能合乎逻辑地限制理论的普遍必然性？这一问题必须解决，否则，中国革命就可能因此而夭折。
3.理论的解决与实践的解决
如何解决这一似乎不可解决的难题呢？这两种要求的互相冲突，已表明这一问题注定是无法以一种理论的方式予以解决的。
我们所考察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史上的一系列并不成功的解决方案，也说明了这一点。
[68]因此，一种可能的解决方式便似乎只能是非理论智慧的实践智慧了。
这便是毛泽东的贡献之所在。
毛泽东又何以能够如此呢？这恐怕与毛泽东身兼理论家和实践家双重身份是分不开的，同时也与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影响有莫大之关联。
实践哲学的核心要义是解释世界从根本上说从属于改变世界，即理论从根本上说根源于实践、从属于实践。
这一关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实践哲学的核心要义并非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思辨性命题，而首先是一种实际上的对待理论与实践关系的生活方式。
这就要求思想者在实际上而不仅仅是在理论观点上将理论从属于实践。
但这一点对于一个单纯的理论家来说，是很难做到的，而对于一个实践家来说，则不难做到。
当然，单纯的实践家往往只能将这一点作为自己实践中的原则，而不能将这一原则上升到理论高度。
而毛泽东由于兼具理论家与实践家之双重品格，他就在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性问题上获得了一个极为优越的位置，即他不仅能够在实际上坚持这一原则，而且能够在理论上将之表达出来，构成自己的哲学原则。
这样一来，毛泽东就获得了一个克服苏联哲学教科书中理论哲学倾向的立足点，并进而构建起一种“实质上”
而非“形式上”
的实践哲学体系。
毫无疑问，毛泽东是认真研究过苏联的哲学教科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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