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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为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对马克思人的发展理论的双重因素及其理论渊源有一个概念。
任何理论都有其精神上的源头，马克思人的发展理论也自不例外。
马克思的学说是在吸收人类传统文化尤其是西方传统文化之精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在其关于人的学说中便不可能不包含着西方文化两大源头即希腊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关于人的观念。
众所周知，在基督教文化和希腊文化这西方文化的两大源头中，对于人在世界中的位置、人的发展等问题，都有着相当不同的想象。
尽管在其后来的发展中，经过激**磨合、相互吸收，彼此掺杂，在某种程度上有了融合，但其间的冲突或张力却未能也不可能彻底消除，而是存在着明显可见的两种趋向。
这两种文化传统在人的发展问题上的差别，大体上说来，希腊文化传统关于人的本质的想象是世俗的、入世的、有限的，而基督教传统关于人的本质的想象则是超越的、出世的、无限的。
在希腊传统中，人既不是神，也不是动物，而是一种有理性的、政治（组成城邦）的动物；而在基督教传统中，则是上帝按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
就近代而言，文艺复兴哲学、法国启蒙哲学主要地继承了希腊传统，强调的是有限的、作为感性存在的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发展，而德国古典哲学则更多地继承了基督教关于人的形象，更多地把人的本质想象为一种超越的存在，而现实生活的有限性只不过是那神圣本质的异化而已。
马克思哲学是一种对于德国唯心主义的反叛，因而不可避免地要在某种程度上趋向于延续了希腊传统、注重现实生活的文艺复兴哲学和法国启蒙哲学这一传统，但作为一个德国哲学家，又不可能完全离开德国哲学之注重人的超越性这一传统。
这样，在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中，便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种现实性与超越性之间的张力。
而这一点对于理解马克思人的发展理论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方面，既然马克思哲学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实践哲学，那么，对于人类社会之理想状态的探求和规定便只能从人的生活实践出发去进行，而不能想象一种超越于人类生活的状态（如天国之类），从而也就意味着，在马克思那里，人类的理想状态只能是一种特别的生活或生存状态，而不可能是一种超越于可能的人类生活的东西；另一方面，这样一种理想的生存状态，马克思称之为自由王国，一种与必然王国相对的自由王国，其核心内涵又是一种从根本上超越于现实生活的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
这样一种内在张力，在马克思的人的发展观的发展中十分引人注目地表现了出来。
从实践哲学出发，马克思必然要将人的自由发展置于人类实践发展的历史中来理解。
马克思给自己提出的问题是，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
对此问题，马克思的规定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
在马克思的思想中，把作为人类终极理想的自由王国理解为人类能力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这是终其一生都未改变过的，但对于人的能力发展得以实现的条件或形式，却在其思想发展中经历了多次变化。
而这一变化的最终指向，我们将会看到，是受这一内在张力的引导，一方面趋于越来越现实地规定其实现条件或形式，另一方面则是使得这一理想越来越具有一种趋于超越性的特征。
大体上说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最后手稿构成了马克思人的发展理论发展的几个阶段。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人的类本质规定为“自由的自觉的活动”
，在这种活动中，作为主体的人将获得全面的发展，实现其类本质。
只是“异化劳动把自我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
[14]。
因此，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就是扬弃异化劳动，恢复人的类生活的本质。
在这个阶段，马克思认为人的全面发展，人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是直接地实现于扬弃了异化的自主劳动之中的。
而这一点明显的是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关于人的本质之超越性的想象的，比较而言，人的现实性一面则基本上被忽略了。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从现实的个人出发，把劳动首先视为维持生存的手段，上述缺陷便得到了克服，从而对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条件也都进行了新的规定。
现在异化概念是建立在分工理论的基础之上的，因而异化的扬弃，自主劳动的实现首先是建立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之上的，异化的扬弃的内容因而也被规定为对于分工的消灭。
在这里，虽然与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一样，物质生产领域或物质实践活动仍然被视为人的全面发展实现的主要领域，但由于把劳动首先视为维持生存的手段，人的全面发展的含义也就相应地发生了变化。
现在，自由活动与自主劳动仍然具有等同的意义，“完全的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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