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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未得到解释的差别提示我们还需要从一个更为深入的层面上去理解实践哲学的真正含义。
这个层面便是作为最一般的哲学方法论层面或哲学思维范式层面。
作为最一般的哲学思维范式意义上的实践哲学，所要面对的问题仍是实践哲学的根本性问题即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但这里所要解决的不是在存在论层面上是否将实践活动视为第一性的人类活动的问题，而是在方法论层面上是否承认理论活动的有限性的问题。
换言之，在承认实践活动为第一性的人类活动的前提下，仍然有可能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去从事对于实践的研究。
一种方式是承认理论本身的有限性，包括研究者本身理论的有限性，即不认为理论活动能够将人类生活实践全然作为理论的对象而使之理论化，在理论世界中将生活世界全然构造起来，从而只将理论活动视为生活实践的一个构成环节、一个组成部分。
另一种方式则是虽然承认实践活动对于理论活动的优先性，承认实践活动的第一性地位，但在方法论上却认为理论能够完全地把握实践活动，把握生活世界，将实践活动或生活世界在理论中完全地构建起来。
在第一种方式中，其方法论与存在论是一致的，即无论在存在论层面还是在方法论层面都承认实践活动的第一性、无限性和理论的第二性、有限性；而在第二种方式中，其方法论与存在论则是不一致的，虽然在存在论上肯定了实践活动的第一性，但却在方法论层面上背离了这一点，或明或暗地承认了理论对于实践的独立性，承认了理论能够在实践活动之外居有自己的阿基米德点，能够据此将实践活动完全地在理论中构建起来，或者说，至少暗中预设了研究者自身理论的非有限性、对于实践的独立性。
但承认了理论对于实践的独立性，在方法论上就已经背离了实践哲学，事实上是以一种理论哲学的方法在从事实践哲学研究。
在西方哲学史上，从巴门尼德的关于真理之路与意见之路的划分开始，中经芝诺、苏格拉底对辩证法的初步探讨，至柏拉图的辩证法，就已经发展出了一种贬低并试图脱离生活世界、脱离实践和经验的思辨方法去掌握真理。
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这在西方哲学中已形成一种极其强大的传统，强大到即使与之完全对立的实践哲学也往往无法完全摆脱它，往往不知不觉中在其支配下从事哲学研究。
如果我们把理论哲学或形而上学的方法称之为一种思辨的方法的话，那么，受这种方法支配而从事实践哲学的研究，便可称之为一种思辨的实践哲学。
而与之相对立，在方法论上也坚持理论的有限性，坚持理论为现实生活世界之一构成部分的实践哲学研究便可称之为一种现实的实践哲学。
从思辨的实践哲学与现实的实践哲学的区分出发，我们便可清楚地看到各种实践哲学之间的进一步的差别之所在。
如在亚里士多德与康德实践哲学之间，我们看到，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在其实践哲学研究中他使用的方法完全不同于在其理论哲学即第一哲学中的方法。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作为对于实践之把握的实践智慧便大不同于哲学智慧或理论智慧。
这不仅在于理论智慧的对象是永恒不变的，因而是非凡的神圣的知识，而实践智慧的对象是可变的，因而只是关于某人或某些人自身的知识，而且还在于实践智慧不只是有关于普遍的，它还必须能够认识特殊的，因为实践总是和特殊事物有关的。
由于实践智慧是关于特殊事物的，所以经验对于实践智慧便非常重要。
亚里士多德举例说，青年人可以通晓几何、算术，在这方面成为智慧者，但却不能成为有实践智慧者，因为实践智慧是对特殊事物的，这必须通过经验才能熟练，而青年人缺少的正是经验。
[42]而在近代哲学中，亚里士多德的这种实践概念已逐步被抛弃了，近代哲学中关于实践活动的知识是不具有独立地位的，或者说是被理论所构造的。
康德的实践哲学事实上是不涉及具体的人的活动的，因为任何经验性的东西都归入理论和必然的领域了，所以其实践哲学所涉及的无非是无条件命令的规律的总体。
不难看出，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是一种现实的实践哲学，而康德的实践哲学则是一种思辨的实践哲学。
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与近代实践哲学在方法论上的对立在关于实践推理三段论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实践三段论是“一种始于普遍伦理前提而止于行动的关于实践理性的推论”
，“在那里，行为本身被视为结论”
，而这一点恰“与现代思维相反，亚里士多德坚持说，结论不是一个做什么的命令，而是行为自身。
他认为，如果一个人得到一个命令可又不进一步去做它，这就不是实践理性”
[43]。
在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传统内，事实上也存在着思辨的实践哲学与现实的实践哲学之间的不同取向。
例如卢卡奇与萨特的哲学，虽然都以反对抽象性，追求具体性、总体性为出发点，但在最终却都无例外地走向了一种抽象性的理论，而不是具体的实践。
究其原因，就在于无论是卢卡奇还是萨特，都在有意无意之间预设了理论的全能性，预设了自身的理论能够全然把握现实实践总体，即都以在理论中将现实实践整体构建起来作为其理论的目标。
此二人的理论在最后都崩坏于种种困难之中，不能不说是根源于其不知不觉间仍受制于传统的思辨哲学方法，从而不能不走向一种思辨的实践哲学之路。
作为一个对比，可以提及另一位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即作为意共领导人的葛兰西。
不同于基本上是理论家的卢卡奇和萨特，葛兰西作为一名政治领袖必须考虑理论的后果，考虑理论如何贯彻于政治实践，再加上意大利文化重实践轻思辨的传统之影响，使其实践哲学别具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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