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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回归实践哲学思维范式决不是简单地恢复旧有的东西，而是一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再创造，是一种返本开新。
就中国哲学目下的存在状态而言，这种返本开新主要地涉及传统中国哲学的返本开新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返本开新。
如前述，传统中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本形态都是属于实践哲学范式的，而在后来，它们又都被改造成了实体性哲学或主体性哲学范式，从而其真精神都受到了扭曲。
因而，这返本开新首先就是要剥去后人附加在其真精神上的东西，还其本来面目，然后依据国人现今所面临的精神生活中的问题，予以创造性的解决，在对问题的解决中，重建或创建我们新的亲切的精神家园。
在这样一种返本开新中，由于两种哲学在原本的思维范式上的类同性，便有可能由之而达成一种真正的融合，即一方面将中国哲学的真精神融贯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中，使之深度中国化；另一方面则使传统中国哲学真正现代化。
而这也就是使我们的哲学成为真正的时代精神的精华。
3.时代精神的升华
马克思的命题“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
[1]，以及黑格尔的命题“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
，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名言。
但如果我们把真知理解为知与行的一致的话，却也正应了黑格尔的一句名言：熟知并非真知。
这不是说，哲学家不想使自己的思想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而是说，哲学家们虽然力求创新，但却往往由于忙于追逐时尚新潮而忽视了对真正时代精神的把握，因而造成的结果是：当今国内哲学界虽然人人竞相创新，但却创新乏力。
只要看看当今学界热议的话题，流行的新语，诸如现代性批判、后现代主义，就知道人们对理论创新的理解了。
更令人啧啧称奇的是，在一些研究者那里，连古老的儒学也与后现代攀上了亲缘，包裹上了光怪陆离的新装。
笔者这里决不是说人们不应该研究这些最新思潮，不应该从中获得借鉴，甚至从中吸纳某些新观念，而是说我们不能把“拿来”
本身当作创新，甚至只满足于全然外在地给自己贴上一个新思潮的标签，满足于外观的不断翻新。
对于当代中国哲学来说，何谓中国现时代的时代精神，其实并非什么玄妙高深的问题，而是一个极其平凡的问题，那就是自鸦片战争以来全民族最深切、最强烈的愿望：中华民族的复兴，社会生活的现代化。
但问题在于，正由于其平凡，才是基本问题；而正由于其基本，却往往被漂浮在上层的东西遮蔽了，从而被人们忽视了。
因此，真正说来，哲学创新便是要回到这个根本之上，真正把握住这个时代精神，并使之升华为哲学理论。
而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民族的复兴、社会的现代化之关键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因而，这个根本则进一步具体化为对于这一过程的反思、升华。
就中国社会目前的发展状况而言，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这意味着中国道路不仅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成功之路，而且具有更为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
中国发展的道路和成就对中国理论界提出了三个方面的重大任务：其一是，中国道路不仅大大突破了西方既有现代化理论解释框架，使其捉襟见肘，同时也对既有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体系提出了挑战，这就要求我们依据中国经验来发展马克思主义，创建新的理论框架；其二是，对外而言，中国道路的巨大成功使中华民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在国际社会中正在取得越来越重要的经济、政治地位，但在精神文化领域，尚未得到相应的地位，这就要求人们借此契机创造出匹配于经济政治地位的精神文化产品，提升中华民族的文化地位和软实力；其三是，对内而言，中国社会急速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意味着必须有新的时代精神以支撑和引导民族健康地发展，而不要重蹈德国、日本等民族在错误观念的引导下对世界和自身造成巨大危害的覆辙。
这三个方面的任务不是分离的，而是互相补充的。
只有基于能够充分说明中国经验的精神观念，才能够支撑和引导民族健康发展，而只有能够说明中国经验和引导中华民族健康发展的精神观念，才能够获得世界的认同。
这样一种精神观念无疑是一个涉及各个精神文化领域的复合性系统，但其核心却必然是哲学层面的观念。
要实现这种时代精神的升华从而达成中国哲学精神重建之目标，在笔者看来，就必须通过对以下三个内在相关的问题的深入研究：其一是对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反思，其二是依据中国经验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再阐释，其三则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再理解。
但就目前的情况而言，这三个方面的研究还存在诸多问题。
首先是关于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研究。
国内外学界对于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的谈论和研究开始于世纪之交，兴盛于2004年雷默《北京共识》一文发表之后，而20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则将之推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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