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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创新”
等，不一而足。
若与康德哲学相比，不难看出，所有这些公式的根本问题，都在于满足于泛泛而谈，而从根本上说未能首先将中国文化所遇到的困境以概念化的方式揭示出来。
既然连问题都尚未把握，还如何谈得上进一步解决问题？这里之所以要如此尖锐地提出问题，并非是要非难前贤，而意在自我激励。
前人能够提出这些方案，已属不易。
但过了半个多世纪之后，我们不能仍停留于对这类公式的花样翻新之上，在前人的贡献上原地踏步。
而是应该在此基础上奋进，超越前人的眼界，力求在创造能匹配于中国现实生活之变迁的哲学理论这一事业中，作出一代人自己独特的贡献。
3.直面中国文化的实情
如果我们稍微具体地考察一下当代中国哲学在解决上述问题时所体现出来的基本精神，当能更进一步明了面向文化实情之意义。
当代中国哲学中，除过一些极端的文化保守主义和全盘西化派之外，大多数哲学流派或明确或隐晦地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古今中西的对立作为前提，并进而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
所谓解决，就是在以某种方式把这种对立把握并表达出来的基础上，进而消除或减弱这一对立。
诸多解决方案中，最为重要且最有影响的两种当属马克思主义和现代新儒学。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明确承认自身是一种来自西方的普遍性理论，从而同时又强调自身的中国化。
关于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人们一般是从两个方面理解的：一是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另一则是将这一结合所形成的思想用民族化的因而是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语言加以表述。
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这样一种通行的理解，不能说有什么不正确之处。
但如果我们从古今中西的对立来看，便不难看出这样一种理解是很不充分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在古今中西冲突对立这一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历史事实。
换言之，中国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中国化的，而且是深度中国化的。
这种深度中国化当中就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对于古今中西冲突对立的理解和解决。
这种深度中国化在毛泽东哲学中，特别是在其哲学代表作《实践论》、《矛盾论》中，有着最为突出的体现。
对于认识活动从属于实践活动的强调，对于矛盾特殊性的关注，特别是关于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主要矛盾方面和次要矛盾方面地位转化的论述，在很大程度上是从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出发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和发挥。
如果我们将毛泽东的矛盾学说与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辩证法相比，便可清楚地看出二者之间的明显差异。
但这一点在中国影响最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以及诸多研究者的论述中却并未能充分表达出来。
人们一般地将毛泽东哲学思想看成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实际运用，即便有所创新，也只是运用中的创新，以及用民族化语言表述中的创新。
人们忽略这种差异或许是为了维护某种学说传承谱系上的正统性。
且如此做法的确也在实际斗争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例如为了反击王明等关于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的非难，以及苏联人的怀疑和轻视等。
当然，如果考虑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作为苏联哲学教科书的一个翻版，实际上也很难在这方面有所建树，人们也不应该对此予以过多的责难。
这里指出这一点也不是为了责难前人，而是为了提请人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人们尽管在实际上已经感受到了古今中西之冲突对立，且在实际上已经对之有所把握和阐发，但在更多的人那里却往往倾向于对之加以忽视，以换取某种理论上的统一性。
显然，这种简单的统一性的获得是以一种极高的代价为前提的。
这代价就是由于忽视了古今中西的冲突对立，而失去了将之把握和揭示出来，即将之概念化的时机，从而也就错失了真正从理论上解决这种冲突对立的时机。
现代新儒学以传统文化的维护者自居，从而表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理论姿态。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明确承认自己为源于西方的一种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理论，而现代新儒学则明确要复兴民族文化传统。
但如果我们仔细考察现代新儒学大师们的思想，就会发现，除过第一代领袖人物如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等试图借助某种佛学理论重振传统哲学之外，从冯友兰、牟宗三、唐君毅等第二代新儒家到成中英等第三代新儒家，却都借助某种西方哲学来重新阐释中国传统哲学。
这种阐释若从表面看，往往将中国传统哲学视为比西方更为优越之理论体系。
如所谓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在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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