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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何谓把握住现实问题呢？难道鸦片战争时期的人们不就已经意识到他们所面临的是“二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吗？难道百多年来中国的哲学家们不都是围绕着社会生活的巨变在思考问题吗？不错，这些都是真实的。
但是，问题不在于是否思考社会生活的巨变，而在于是否真正认识到这一巨变的根本意蕴，并将之表达于哲学思想之中。
面对“二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人们的认识不可避免地要经过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到深的过程。
人们曾经把对于西方的认识总结为从对器物文明的“船坚炮利”
到政治文明，再到精神文明的发展过程。
但这样的认识是否就已经达到了对于现实问题的真实把握，还值得再思考。
仔细反思这一思想总结，一个隐含的前提仍然是如何建成如西方那样的现代化国家社会。
这里所隐含的思路仍然是，无论政治文明也罢，精神文明也罢，都是服务于现代化的。
现代化无疑是极其重要的。
一位学者说过，只要世界上有一个国家实现了现代化，其他国家就别无选择，哪怕是为了自保，也必须实现现代化。
但问题是现代化并非人类生活的全部。
人类生活是一个整体，包含着诸多方面，除过经济的和政治的之外，还有精神文化的生活。
精神文化常常被人们视为经济政治生活的副现象或手段。
从一个方面看，这种理解有其依据，但从另一个方面看，人之为人，人之区别于动物之处又在于他把生活的意义放在最基本的层面，一切生活以是否有意义为判别依据。
而生活的意义正是精神文化之所维系者。
这样看，如果我们忽略了精神文化层面的非手段意义，那就不可能真正把握住现实问题。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要看到，在经济、政治发生变化的同时，精神文化可能发生哪些变化，已经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在何种意义和程度上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
换言之，适应于社会生活的变化，精神文化的变化在何种程度上是必要的，其限度何在，即传统文化还能在何种程度上以何种方式保留下来。
这些问题往往被人们简单化了，把巨变看成了简单的断裂。
其结果是，我们在将西方的现代与传统简单地对置了起来的时候，也就简单地把现代化的西方与传统的中国对置了起来。
而这就既将中国问题简单化了，也将西方问题简单化了，更将中西关系问题简单化了，而没有考虑现代化的西方与传统西方的复杂关系，从而也就更不可能考虑到现代化的中国与传统中国以及与西方的复杂关系。
无疑，若不考虑到这些复杂关系，就不能认为是达到了对于现实问题的真实把握。
很清楚，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对于精神文化问题的确当认识，即直面精神文化所发生变化的实际情况，面向文化的实情，首先揭示出我们所面临的种种古今中外的冲突对立关系，并将之表达于哲学思想之中。
只有在把握住了这些对立的前提下，才可能提出有效的解决方式。
而若是在还未把握住这些对立的前提下，便侈谈解决，其结果只能是无效的虚构。
毫无疑问，自鸦片战争以来，许多有识之士的确已经意识到了上述对立，并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方案。
但若将这些议论与近代西方哲学相比，便不难见出其缺陷之所在来。
其中最根本的缺陷便是只是感受到了这些对立，只是满足于泛泛而谈，而未能如康德那样，将之概念化，将之把握在一种理论之中。
既然对这些对立的描述是空泛的，那么，提出的解决方式也就只能是空泛的公式，诸如“中体西用”
、“中国文化本位”
、“西体中用”
、“中西互为体用”
、“创造性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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