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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理解方式的提出。
人是历史的主体，在历史中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目的、意识和意志，经过思考或凭**行动的人，因此，理解方法对历史科学绝对必要。
而理解是一个过程，人们对历史的理解总是从“片面的理解”
出发，经过“自我批判”
达到“客观的理解”
。
[15]
最后，“从后思索”
方式的形成。
历史已经过去，在认识历史的活动中，主体无法直接面对客体，只能采取一条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即“从后思索”
，逆向溯因。
“对社会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遵循着一条同实际运动完全相反的道路。
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是从已经完全确定的材料、发展的结果开始的。”
[16]在马克思看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和关系，“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
。
唯物主义历史观以确认客观历史的存在为前提，把实践看作过去历史向现实社会过渡的“转换尺度”
和“显示尺度”
，以实践为出发点去探讨过去的历史以及人们认识历史的过程和规律，为建构科学的历史认识论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现代实践和科学犹如一个巨大的引力场，吸引着哲学家、史学家把自己的聚焦点从历史本体论转向历史认识论，而现代科学，尤其是量子力学、史学理论、心理学、思维科学、考古学、人类学以及哲学本身的发展，又为探讨历史认识论问题提供了普遍的必要性和现实的可能性。
对历史认识论的深入探讨，已成为人类认识发展的趋势。
正如路易斯·明克在《历史的哲学和原理》一文中所说，20世纪40年代以后，对历史认识的性质、特点和方法进行分析，成为西方历史哲学的内容，哲学家和史学家几乎异口同声地赞同柯林武德的这一论断：“哲学是‘思维的思想’，因此历史哲学就是反映历史思维的性质和结构的第二层思维活动”
。
唯物主义历史观以“超前的意识”
预示了这一发展趋势，预示了历史本体论与历史认识论“合流”
的趋势。
如果历史认识论不同时具有历史本体论的性质，它就失去了科学的基础和确定的前提；如果历史本体论不同时具有历史认识论的性质，它就会成为独断论，其结论也是不可靠的。
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英国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高度评价了：“今天仍保留着生命力和内在潜力的唯一的‘历史哲学’，当然是马克思主义……当代著名历史学家，甚至包括对马克思的分析抱有不同见解的历史学家，无一例外地交口称誉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对他们产生的巨大影响，启发了他们的创造力”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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