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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于克罗齐的“以当代出发思索法”
而产生；从逻辑上看，马克思的“从后思索法”
高出克罗齐一筹的地方就在于，它借助一种辩证的思维方式，揭示了现实与历史的内在联系，既说明了从现实出发认识历史的可能性，又指出了达到“客观理解”
历史的必要条件——现实社会“进行自我批判”
。
其二，割裂了有限与无限的关系。
只要具备一定的条件，规律就可以在无限的事物中发挥作用，重复出现。
在这个意义上说，规律的确是无限的形式。
但是，规律的这种无限性却不需要它现实地在无限多的事件中得到证明，在一定的有限事件中证明了的规律也就是在无限的同类事件中证明了规律的存在及其重复有效性。
要求从无限的历史事件去验证历史规律，实际上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要求。
它表明，克罗齐割裂了有限与无限的内在联系，重归黑格尔早已批判过的“恶无限”
观念，并在这条道路上走到了逻辑终点。
以历史事件的不可预测性来否定历史规律，这同样是现代西方历史哲学的显著特征。
波普尔认为，历史决定论的核心就是根据历史规律来预测人类历史的进程，但问题在于，人类历史中并不存在所谓的客观规律。
人类社会进化是一个单独的历史进程，对这一进程的描述只是一个单称的历史命题，而不是普遍的历史规律；从连续的历史事件中可以发现社会变迁的趋势，但趋势不是规律，人们可以根据规律做科学预测，但不能根据趋势来做科学预测，换言之，历史是不可预测的；预测是人的认识活动，而人又是历史的主体，如果历史可预测的话，那么，这种预测本身就参与并将影响历史进程。
在波普尔看来，在历史中，某一个预测甚至可以引起它所预测的历史事件的产生，如果没有这个预测，这个历史事件也许根本不会发生；反过来，对某个行将到来的历史事件的预测，也可以防止这个历史事件的发生。
因此，历史规律不存在，科学的历史预测不可能，历史决定论不能成立。
波普尔在这里至少犯了一个认识论的错误，即混淆了预报与预见。
所谓预报是对某一事物在确定时空范围必然或可能出现的判断，而预见则是以规律为依据的关于发展趋势的判断，或者说，是一种只涉及发展趋势的规律性的判断。
自然科学既能预见又能预报，社会科学只能预见而不能预报。
面对客观事实，波普尔不得不承认，“马克思的预言可能也能实现”
，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证实了马克思的预言，即贸易循环必然是造成无约束的资本主义制度崩溃的因素之一”
，但他又“自我解嘲”
，认为导致马克思历史预言成功的“并不是他的历史主义的方法，而一直是制度学分析的方法”
[32]。
实际上，在马克思那里，无论是历史主义方法，还是制度学分析方法，预见都是以发现和把握历史规律为前提的。
波普尔的结论是错误的，但他的思考却是深刻的，留下的问题是有价值的：一是历史规律与历史趋势的关系。
具体地说，趋势的逐渐强化最终会成为一种必然性，从而转化为规律，而有的趋势本身就包含着某种必然性；反过来，随着条件的变化，规律的作用有可能弱化，最后转化为趋势，如此等等。
二是历史预测与历史进程的关系，即历史预测能否影响、如何影响历史事件、历史进程和历史规律，以及历史进程与历史认识主体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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