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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部条件看，俄国农村公社具有二重性：“公有制以及公有制所造成的各种社会关系，使公社基础稳固，同时，房屋的私有、耕地的小块耕种和产品的私人占有又使个人获得发展”
。
这种二重性是俄国农村公社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源泉。
从外部条件看，俄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处于同时代，必然要和西方资本主义发生联系。
“俄国是在全国广大范围内把土地公社占有制保存下来的欧洲唯一的国家，同时，恰好又生存在现代的历史环境中，处在文化较高的时代，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
[41]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同时代性以及世界市场的存在，使得俄国可以借助西方资本主义已有的成果，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提供物质条件。
从可能与现实的关系看，特殊的历史条件只是为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历史阶段提供了可能，要把这种可能变成现实，还需要一个重要条件，即进行两种革命：一种是俄国革命，“挽救俄国公社”
；另一种是西欧革命，与俄国革命“互相补充”
。
“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42]
实际上，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相互作用的辩证法出发，去探讨具体民族或国家的发展道路，是马克思一以贯之、始终坚持的方法，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根本方法。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在探讨日耳曼民族何以能跨越奴隶制，从原始社会直接走上封建社会时，就已经使用了这种方法。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日耳曼民族之所以能实现这种“跨越”
，从根本上说，是被征服者（罗马帝国）的生产力与征服者（日耳曼民族）的社会组织相互作用的结果。
“封建制度决不是现成地从德国搬去的。
它起源于征服者在进行征服时军队的战时组织，而且这种组织只是在征服之后，由于在被征服国家内遇到的生产力的影响才发展为真正的封建制度的。”
[43]“定居下来的征服者所采纳的共同体[Gemeinwesen]形式，应当适应于他们面临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如果起初情况不是这样，那么共同体形式就应当按照生产力来改变。”
[44]这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相互作用的辩证法已显示出萌芽状态。
由此，马克思得出一个结论，即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
[45]。
正因如此，马克思提出了某个民族内部“现存社会关系和现存的生产力”
的矛盾与“其他民族实践”
之间的关系问题[46]，提出了在分析社会发展时应注意“导入的和带去的”
[47]，“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
国际关系在这里的影响”
[48]的问题。
的确，马克思的跨越“卡夫丁峡谷”
设想不是一个肯定的科学结论，它只是指俄国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能够跨越资本主义历史阶段，而不是说所有东方国家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历史阶段；它只是提出了问题，而不是最后解决了问题。
如果就事论事，这一设想的意义非常有限，因为俄国最终没有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而是在资本主义不甚发达的历史条件下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在我看来，马克思关于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
设想的意义并不在这一设想本身，而是在于，这一设想为我们提供了研究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科学方法论，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相互作用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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