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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历史必然性，不仅体现在民族或国家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而且体现在不同民族或国家交往的历史进程中，体现在资产阶级开创世界历史的进程中。
这是历史进步过程中的代价，难以避免，但人们可以“缩短和减轻”
这种“分娩的痛苦”
。
所以，当马克思提出跨越“卡夫丁峡谷”
的设想时，其出发点之一，就是想使俄国的未来发展避免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波折”
“痛苦”
和“危机”
，避免“对抗”
“冲突”
和“灾难”
，尽量减少社会发展中的代价，同时“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
[54]。
如果俄国公社“在现在的形式下事先被引导到正常状态，那它就能直接变成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体系的出发点，不必自杀就能获得新的生命”
[55]。
但是，马克思清醒地意识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当时属于先进的社会形态，东方社会则是落后的社会形态，并明确指出：“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
；“它们使人屈服于外界环境，而不是把人提高为环境的主宰；它们把自动发展的社会状态变成了一成不变的自然命运”
。
[56]因此，“道德义愤”
只是马克思“从纯粹的人的感情上”
来说的，只是马克思看待西方资产阶级侵略东方社会的一个视角。
换言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中，人文关怀只是一个视角，另一个视角仍然是“历史观点”
。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集中体现着社会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最高尺度。
存在于某种生产关系、社会形态中的生产力如果能以其应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就表明这种生产关系、社会形态存在的必要性、可能性和价值，换言之，只要这种生产关系、社会形态能够容纳生产力继续以其应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它就能继续存在和发展。
在此，任何道德的愤恨都无济于事。
道德尺度应该也必须服从历史尺度。
所以，在研究东方社会的过程中，马克思多次提出“从纯粹的经济观点来看”
“从历史观点来看”
东方问题，始终坚守历史尺度，并以此为基础评价东方社会的历史与现实，以及西方资产阶级对东方社会的侵略行为。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西方资产阶级是在“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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