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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我注意到，近来，您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社会科学方法的文章，能否简要地谈一下您对社会科学方法的总体看法？
杨记耕：当然可以。
如同自然科学产生于自然哲学一样，社会科学也孕育于道德哲学之中。
伴随着工业革命，社会科学从这种哲学形态中分化出来并获得了自身的独立形态，社会科学方法也随之发展起来了。
从总体上看，课题设计—资料分析—模型解释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三个基本环节，它构成了一个有序的认识操作过程。
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社会科学方法的特殊性：
一是“抽象”
方式的确立。
社会科学研究无法应用实验室方法，只有科学的抽象方法才能深刻地揭示社会的本质和规律。
科学抽象法是正确把握社会，并把社会从观念上再现出来的方式。
二是“理解”
方式的提出。
与自然运动不同，社会运动的主体是人，是有目的、意识和意志，经过思考或凭**行动的人。
因此，理解方法对社会科学研究绝对必要。
三是“从后反思”
方式的形成。
社会关系只有在其充分发展、充分展现后才能被充分认识，所以，研究社会历史只能采取“从后思索”
的形式，即从社会关系的“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
去“透视”
历史，通过由结果到原因的反归来把握社会运动。
记者：您的见解确实深刻。
但这里有一个很难回避的问题，这就是，马克思的“从后思索”
法和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观点是什么关系？
杨记耕：在我看来，马克思的“从后思索”
法和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观点，都是对历史认识特殊性反思的产物。
历史是已经过去的存在，因而在认识历史的活动中，认识主体不可能直接面对认识客体。
认识对象的这一特殊性造成了历史认识的特殊性，并使历史认识论研究遇到了一系列特殊的困难。
能否认识历史以及如何认识历史的问题似乎成了社会科学中的“哥德巴赫猜想”
。
马克思的“从后思索”
和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都是对这一猜想的不同解答，二者都属于现代历史哲学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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